《韓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司馬遷在《史記韓非列傳》中說：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
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
這說明《韓非子》確系韓非所著。《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子》五十五篇”與
今本《韓非子》55篇相同。《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皆著錄《韓子》20卷，這說明《韓非子》從先秦流傳到現在，都沒有佚失
現象，這在先秦哲學典籍中，是不多見的。《韓非子》本名《韓子》，后因唐代韓愈的
名氣越來越大，后人為了加以區別，故改名《韓非子》。
有關《韓非子》各篇的真偽問題，學術界也曾有過爭論，有的認為書中多數篇不可
信，有的認為書中只有少數篇不可信。如容肇祖從考察思想入手，斷定只有《五蠹》、
《顯學》、《難勢》、《問辯》、《詭使》、《六反》、《心度》、《難一》8篇為韓
非所作，18篇為別家之言，24篇不能斷定。梁啟雄從考察思想和文字入手，斷定只有
《十過》、《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體》、《守道》、《觀
行》、《制分》是偽作。劉汝霖認為《初見秦》、《存韓》、《難言》、《有度》、
《十過》、《飾邪》6篇是偽作。我們認為，《韓非子》一書基本是韓非的作品，也不
排除個別篇摻入了別人的東西，這在古書的流傳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主要反映在《難
勢》、《難三》、《定法》、《揚權》、《有度》等篇中。在韓非看來，商鞅治秦只講
“法”，不講“術”；申不害只講“術”，不擅“法”；慎到片面強調“勢”，這都是
不全面的，“皆未盡善也”。只有把“法”、“術”、“勢”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
是切實可行的。他說：“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
也。”
（《定法》）“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在“法”、“術”、
“勢”三者之間，“法”是根本，“勢”是基本前提，“術”是執行“法”的必要方法。
他列舉“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說明“勢”的重要，又列舉“棄隱栝之法，去
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功，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不
能治三家”作例子，說明“法”的重要，“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相輔
為用。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
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后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兩篇中。
韓非借解釋道家《老子》一書，對《老子》哲學體系的核心“道”，進行了唯物主
義的改造，賦予了客觀物質性的內容。他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
（《解老》）在這里，韓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疇。“理者，成物之文
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
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凡理者，方圓、短長、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
亡，有死生，有盛衰。”這就是說，“道”是萬物的總規律，“理”是區別各種事物的
特殊規律。
“道”是“理”的依據，“理”是“道”的體現。各種事物所以客觀存在，都是由
它的特殊規律即“理”決定的，而各種事物的特殊規律即“理”又必然受總規律即“道”
的支配。各種特殊規律即“理”的總和，就構成了總規律的“道”。
韓非對《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義的改造。他說：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
神不淫于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德是事物內在的本質，事物內
在的本質決定了事物的性質。所以韓非又說：“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
下皆以民為德。”
（《解老》）在“道”和“德”的關系問題上，韓非主張“德”是“道”的功效。
他說：“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同上）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兩者
不能割裂。韓非對道和德的解釋，涉及到了一般和特殊這對哲學范疇，它標志著人們的
抽象思維水平又有了飛躍，對客觀規律性的認識更加深刻了。
在認識論方面，韓非受荀況的影響最大。他認為，人們的認識都必須依賴于感覺器
官，人的眼睛能看東西，耳朵能聽聲音，心能思考問題，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屬性，所
以他稱之謂“天明”、“天聰”、“天智”。他說：“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
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失別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
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
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這就清楚地說明了人的感覺和思維器官與認識
對象的關系，堅持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在認識方法上，韓非主張“去喜去惡”，切
忌主觀偏見和先入為主的成見來左右人們的認識。他說：“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
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合。”
（《揚權》）在檢驗認識標準上，韓非提出了“參驗”的方法。
他說：“循名實以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臣》）
韓非所說的“參驗”，就是對各種情況在進行排列分類的基礎上，進行比較分析，
然后檢查驗證認識的正確與否。他認為只有按認識的規律辦事，才能“得事理則必成
功”。反之，就是主觀的妄想和臆測，他稱之謂“前識”。他說：“先物行，先理動，
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喻老》）妄意度就必然失敗。韓非的認識
論，雖然還屬于樸素唯物論的范疇，但它的理論思維水平，無疑是先秦思想家最高的。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
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雖然韓非的主觀意圖是說明法
治與禮治的根本對立，著意批判儒家宣揚的禮治思想，為法治戰勝禮治制造理論根據，
但它確實客觀地揭示了當時儒法兩種思想根本對立的現實。當然，韓非的矛盾學說，也
有過分強調對立，把斗爭絕對化的傾向，這也是不能忽視的。韓非對矛盾的轉化條件，
也作了辯證的解釋。如國家的強弱，他認為關鍵是實行不實行法治。“國無常強，無常
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有度》）又如禍福的轉化條件，他認為
關鍵是“行端直”和“驕心生”這兩個條件。“行端直”，則禍能轉化為福；“驕心
生”，則福能轉化為鍋。他還以水火為例，說明矛盾轉化的條件性。水本來是能夠克火
的，但若把水盛在鍋里，火就可以反過來克水，把水燒干，這是因為條件不同的緣故。
韓非又用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解釋歷史現象，形成了他的進步歷史觀。他認為時代在變
遷，社會在發展，因循守舊、復古倒退是沒有出路的。他用“守株待兔”這個寓言故事，
猛烈抨擊頑固守舊的陳腐思想，為推行他的革新變法主張尋找理論根據。當時，韓非的
歷史觀還有不少缺陷，本質上還是唯心主義的。
《初見秦》、《存韓》是韓非的上秦王書。《難言》、《說難》、《孤憤》是韓非
被囚禁秦國時寫的，借以抒發自己的孤獨憤悶心情。《五蠹》、《八奸》、《奸劫弒
臣》、《六反》，重點揭露奸臣、儒生、俠客、縱橫家和商人對國家的危害，必須對他
們依法加以治理。以上都反映了韓非的政治思想。《顯學》篇，是韓非對儒、墨兩大學
派的學術批判，重點是批判儒家學派，為推行法治理論掃清障礙。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
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畫鬼最易”
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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