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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筆下的病態國人相(教學論文)

      發布時間:2016-8-21 編輯:互聯網 手機版

       李萬祥

      “魯迅作為“五四”時期啟蒙主義者,十分重視喚醒民眾的工作,對于中國國民的思想弱點,不能不首先引起他的注意并在他的小說中加以表現。魯迅說他“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從這一點出發,魯迅小說大多暴露國民的弱點當不難理解。當國人審視魯迅作品和思想時,由于往往習慣從階級、政治的角度去研究與分析,所以常常對魯迅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勞動人民的苦難加以十分的重視,卻有意無意地忽略其作品中“病”的成分。甚至認為魯迅在丑化國人,則當是“小人度君子之腹了”。本文意在學習的基礎上對魯迅小說中“病”加以愚論一番,當也是希望此點引起國人的注意,以促進當今社會的發展和國人思想的改造,以“引起療救的注意”。

      在魯迅看來,國民性弱點即國人病態的形成,有著它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中國的封建等級制度,使那些長期被制奴在底層的百姓,容易產生奴性思想和茍活心理,把自己的生命依附于權勢者身上。而且由于中國封建思想統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它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構建了完備的理論體系,包括政治上的、哲學上的、倫理上的、道德上的等體系,當它同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就可能形成一種強大而頑固的思想統治力量。

      魯迅還把中華民族受外來侵略看成國民病態形成的重要原因。他

      說:“日本國民性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人之侵入;我們生于大陸,早營農業,遂歷來受游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從而揭示了漢民族孱弱心理形成的另一個原因。魯迅從中國歷史曲折發展的進程中,抓住了國民劣根形成的原因。

      改革中國人的國民性是魯迅改革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之一,是魯迅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忽略魯迅對“病態”的揭示的研究,你的學問是不完整的,也違背了魯迅的初衷。下面本人將圍繞魯迅的幾篇小說來反映魯迅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國民劣根性,即“病態”國人。

      作為人口眾多的農民的覺悟問題,必然成為魯迅注意的對象。魯迅不僅描寫地主對于農民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更把重點放在刻畫人的靈魂上,寫出農民的“辛苦麻木”。

      《故鄉》用前后對比的方法,塑造了被壓榨得干枯,麻木的農民閏土的形象,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幾乎是所有貧苦農民共同的災難。然而對自己的病苦,閏土卻歸之于命運,在對神的祈禱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脫。對于少年時代以兄弟相稱的朋友,卻稱呼“老爺”,則顯然是中了封建等級觀念的毒害,這是一個典型的宗法制下的農民形象。

      《阿Q正傳》是魯迅的代表作,通過阿Q形象深深地挖掘了中國農民身上愚昧落后的“病態”因素,阿Q與閏土不同,他屬于農村流浪漢之列。因此,阿Q又明顯地沾染著游手之徒的油滑。例如他保守無知,主觀盲目,時常輕舉妄動,惹是生非,甚至對一些封建戒

      律也深信不疑,這就形成了他思想與言行,主觀與實際的許多矛盾。

      但是,阿Q最突出表現出來的還是“精神勝利法”。即表現出妄尊自

      大、自輕自賤、欺弱怕強,麻木健忘等等,阿Q很“自尊”,有缺點卻怕別人指出。例如頭上生著癩瘡疤,他便忌諱“癩”字。碰到“犯諱”的事,他從不相讓,甚至大打出手。吃了虧,他又改變反抗的方式,變成“怒目相視”,甚至盲目自尊地報復到:“你還不配……”,仿佛他頭上的癩瘡疤倒是一種高尚光榮的標記。及至“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成了事實上的失敗者,他又替自己找到了“勝利”的依據:“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象樣……”。

      阿Q有很自卑,當人們揍他時,他被迫承認自己是“蟲”,他覺得自己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于是乎,又轉敗為勝了。這種以“自欺”為特征的滿足,是一種麻醉了的自我安慰。他又和愚昧,無知,麻木,健忘等聯系在一起。例如,他竟至于和王胡比起捉虱子。阿Q以虱子大而多為光榮,以虱子小而少為恥辱,愚昧到美丑不分的地步。當他賭錢輸了以后,連打自己兩個嘴巴。仿佛被打的是別人,立即轉敗為勝,心滿意足了。他向吳媽求愛惹了大禍,遭打罵之后,似乎一件事已經結束,又開始忘卻了。甚至在游街示眾要被殺頭的時候,也沒有覺悟,以為人生天地之間本來就免不了要這樣的。魯迅就是這樣,通過對阿Q精神勝利法的淋漓盡致的描繪,表明了這種普遍存在于國人魂靈中的精神病癥怎樣麻醉了人生,成為一種阻礙社會改革的歷史惰力,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療效的注意。

      在半殖民地社會,這種“精神勝利”病嚴重的彌漫在那些屈服于

      帝國主義的封建統治者中。阿Q正是在一九二一年《晨報副刊》開始發表后,便引起一些官僚政客的驚慌,以為是影射自己,這說明“精神勝利”這種病癥在特定歷史時期在社會上的普遍性。看來,魯迅是

      有意通過阿Q這個形象了畫出國民的弱點及病態的,他說:“我的方法實在是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象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

      《藥》以1907年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秋瑾被清政府殺害事件為背景,通過主人公華老拴買人血饅頭給兒子治病的故事,反映了當時市民群眾不覺悟的精神狀態,。華老拴為給兒子治病,竟用洋錢換取了飽蘸革命烈士鮮血的饅頭,特別是當華老拴知道了人血饅頭的來歷時,卻無動于衷,依然是那樣的麻木而冷淡。在對華老栓一家的生活境遇的典型化描繪中,表現出魯迅對病態社會的強烈憤懣,魯迅認為,反動統治者對華老栓這樣一個國人的壓迫和毒害,比殺害革命者夏瑜更加的殘酷。華老拴的麻木不仁正是統治階級實行愚民政策的結果。魯迅同情華老栓,更“怒其不爭”,毫不掩飾的寫出了華老栓以及那些鑒賞殺人的看客的麻木落后的心態。

      魯迅塑造阿Q、華老栓、祥林嫂、閆土等被壓在生活底層的勞動人民形象,不僅僅是說明舊社會吃人的冷酷現實,更多的在于揭示這些貧苦農民和市民那種愚昧、麻木的精神狀態。“暴露國民的弱點”,“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來”,以喚起人們“療救的注意”,尋求“療救”的藥方。

      魯迅在小說中還塑造了各種類型的偽君子的典型。魯迅指出:“我

      看不出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識破這些假道學,偽君子的卑劣行徑,就可以了解他們習用的老譜,即“民國十四年的‘讀經’,也如民國前四年,四年或將來的二十四年一樣,主張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

      對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祝福》中的地主魯四,是個“講理學的老監生,”書房中擺設的儒家經典,墻上掛著的條幅,儼然證明他是一個“寬宏大量”的慈善家,可當祥林嫂受盡摧殘,喪盡了勞動能力后,魯四就把她視為“不祥之物”趕走,甚至在他死后都不放過攻擊的機會,魯迅在《離婚》里同情愛姑的不幸遭遇,同時把那個“知書識理”七大人的偽善面孔剝落的干干凈凈。《肥皂》里的四銘,是一個假道學的典型,就在他主張“表彰孝女”的同時,卻暴露出荒淫無恥的流氓面目,他看到街頭一個十八九的討飯姑娘,就起了邪心,想買一塊香皂,給討飯姑娘“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活龍活現的勾畫出了他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本相。

      魯迅寫這一類人物,意在幫助人們進一步認清那些滿嘴“國粹”的禮教之徒究竟是些什么東西。

      魯迅說:“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因此,魯迅在小說創作中,也深刻的反映了知識分子的性格弱點-----動搖性。如《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孤獨者》地魏連殳和《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呂緯甫當初是敏捷精悍的青年,為討論救國之方可以與他人打架,但辛亥革命的失敗,使正直的知識分子沒有出路,更重要的是呂緯甫經不住環境

      的壓迫,變得消沉頹唐了。而魏連殳對舊勢力的叛逆性則更強烈,敢于用玩世不恭的態度向社會挑戰。然而,他又十分的軟弱,它的反叛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軟弱性的表現。因此,歸根到底他是個孤獨者。魯迅對他們的消沉,滅亡感到悲哀,也痛切的批評了他們的性格弱點。   《傷逝》是魯迅僅有的描寫青年愛情題材的小說。主人公涓生,子君

      在新思潮的鼓舞下,大膽的反抗家庭與舊俗,成功的結合在一起。最終經受不住那沉重的社會壓力,子君首先動搖,跟著父親走了,不久無聲無息的告別人世,再一次宣告個人反抗的無力,魯迅通過涓生,子君的悲劇,批評了只求個人幸福而不能對舊勢力做韌性斗爭的弱點。魯迅對他們的辛苦輾轉,給予了同情,對他們最終的結果又是十分痛心的。

      綜上以觀,無論是阿Q,閏土,華老栓,魯四,四銘,還是呂緯甫,魏連殳等等形象,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國人的弱點。對于下層社會的農民和市民,魯迅在暴露他們身上存在的弱點時,首先關注的是在同情他們的前途和命運的基礎上批判他們那些扭曲的精神,性格和品質,怒其不爭。當魯迅揭露上流社會權勢者身上存在的劣根性時,著重剖析這類人的墮落和腐爛,撕爛他們的偽裝,不帶絲毫痛惜。魯迅揭示知識分子身上的某些弱點是站在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重的作用的高度來嚴肅的提出知識分子改造的問題,總之,魯迅小說中偏重以描寫國民的弱點,是服從于改造中國社會這個他畢生追求的課題的,是他在文化戰線上反封建的組成部分。

      馮雪峰曾經在《魯迅論》中指出,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交并

      摧殘下“中國民族,他的死癥,魯迅先生畢生所搏斗過來的,在今天就并不能一下子從身上卸下。自然,我們是早就戰斗起來了,但死癥的重量,吊懸在我們民族身上。”“去看看作為這些結果的中國民族的人的素質里……成為怎樣的病態了。”他又急呼:“我們現在從事著這種文學運動,這就是要從極廣的全民族社會的生活的改造的意義上去著眼,而將魯迅先生的特征承接與發展下去。我們戰斗著,像魯迅先生似的韌戰下去,終能達到所戰斗的目的。”這幾段話對今天似乎并未完全失去針砭的時效。當我們迫切的要求和著力地實現改變自己的時候,不是可以感到阿Q的幽靈在我們的頭腦里不時的游弋嗎?,我們變革現實,就不應“諱疾忌醫”,敢于解剖自己,進行繼續的思想改造,惟其如此,才不妄傷了魯迅先生的一片苦心。 

      參考書目:

      (1) 《中國現代文學》 黨秀臣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魯迅論稿》 王國綬,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3) 《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

      (4) 《且介亭雜文》 

      (5) 《關于評價魯迅的若干問題》,《魯迅研究月刊》 1993年第四期

      (6) 《魯迅全集》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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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萬祥

        “魯迅作為“五四”時期啟蒙主義者,十分重視喚醒民眾的工作,對于中國國民的思想弱點,不能不首先引起他的注意并在他的小說中加以表現。魯迅說他“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從這一點出發,魯迅小說大多暴露國民的弱點當不難理解。當國人審視魯迅作品和思想時,由于往往習慣從階級、政治的角度去研究與分析,所以常常對魯迅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勞動人民的苦難加以十分的重視,卻有意無意地忽略其作品中“病”的成分。甚至認為魯迅在丑化國人,則當是“小人度君子之腹了”。本文意在學習的基礎上對魯迅小說中“病”加以愚論一番,當也是希望此點引起國人的注意,以促進當今社會的發展和國人思想的改造,以“引起療救的注意”。

        在魯迅看來,國民性弱點即國人病態的形成,有著它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中國的封建等級制度,使那些長期被制奴在底層的百姓,容易產生奴性思想和茍活心理,把自己的生命依附于權勢者身上。而且由于中國封建思想統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它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構建了完備的理論體系,包括政治上的、哲學上的、倫理上的、道德上的等體系,當它同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就可能形成一種強大而頑固的思想統治力量。

        魯迅還把中華民族受外來侵略看成國民病態形成的重要原因。他

        說:“日本國民性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人之侵入;我們生于大陸,早營農業,遂歷來受游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從而揭示了漢民族孱弱心理形成的另一個原因。魯迅從中國歷史曲折發展的進程中,抓住了國民劣根形成的原因。

        改革中國人的國民性是魯迅改革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之一,是魯迅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忽略魯迅對“病態”的揭示的研究,你的學問是不完整的,也違背了魯迅的初衷。下面本人將圍繞魯迅的幾篇小說來反映魯迅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國民劣根性,即“病態”國人。

        作為人口眾多的農民的覺悟問題,必然成為魯迅注意的對象。魯迅不僅描寫地主對于農民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更把重點放在刻畫人的靈魂上,寫出農民的“辛苦麻木”。

        《故鄉》用前后對比的方法,塑造了被壓榨得干枯,麻木的農民閏土的形象,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幾乎是所有貧苦農民共同的災難。然而對自己的病苦,閏土卻歸之于命運,在對神的祈禱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脫。對于少年時代以兄弟相稱的朋友,卻稱呼“老爺”,則顯然是中了封建等級觀念的毒害,這是一個典型的宗法制下的農民形象。

        《阿Q正傳》是魯迅的代表作,通過阿Q形象深深地挖掘了中國農民身上愚昧落后的“病態”因素,阿Q與閏土不同,他屬于農村流浪漢之列。因此,阿Q又明顯地沾染著游手之徒的油滑。例如他保守無知,主觀盲目,時常輕舉妄動,惹是生非,甚至對一些封建戒

        律也深信不疑,這就形成了他思想與言行,主觀與實際的許多矛盾。

        但是,阿Q最突出表現出來的還是“精神勝利法”。即表現出妄尊自

        大、自輕自賤、欺弱怕強,麻木健忘等等,阿Q很“自尊”,有缺點卻怕別人指出。例如頭上生著癩瘡疤,他便忌諱“癩”字。碰到“犯諱”的事,他從不相讓,甚至大打出手。吃了虧,他又改變反抗的方式,變成“怒目相視”,甚至盲目自尊地報復到:“你還不配……”,仿佛他頭上的癩瘡疤倒是一種高尚光榮的標記。及至“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成了事實上的失敗者,他又替自己找到了“勝利”的依據:“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象樣……”。

        阿Q有很自卑,當人們揍他時,他被迫承認自己是“蟲”,他覺得自己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于是乎,又轉敗為勝了。這種以“自欺”為特征的滿足,是一種麻醉了的自我安慰。他又和愚昧,無知,麻木,健忘等聯系在一起。例如,他竟至于和王胡比起捉虱子。阿Q以虱子大而多為光榮,以虱子小而少為恥辱,愚昧到美丑不分的地步。當他賭錢輸了以后,連打自己兩個嘴巴。仿佛被打的是別人,立即轉敗為勝,心滿意足了。他向吳媽求愛惹了大禍,遭打罵之后,似乎一件事已經結束,又開始忘卻了。甚至在游街示眾要被殺頭的時候,也沒有覺悟,以為人生天地之間本來就免不了要這樣的。魯迅就是這樣,通過對阿Q精神勝利法的淋漓盡致的描繪,表明了這種普遍存在于國人魂靈中的精神病癥怎樣麻醉了人生,成為一種阻礙社會改革的歷史惰力,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療效的注意。

        在半殖民地社會,這種“精神勝利”病嚴重的彌漫在那些屈服于

        帝國主義的封建統治者中。阿Q正是在一九二一年《晨報副刊》開始發表后,便引起一些官僚政客的驚慌,以為是影射自己,這說明“精神勝利”這種病癥在特定歷史時期在社會上的普遍性。看來,魯迅是

        有意通過阿Q這個形象了畫出國民的弱點及病態的,他說:“我的方法實在是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象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

        《藥》以1907年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秋瑾被清政府殺害事件為背景,通過主人公華老拴買人血饅頭給兒子治病的故事,反映了當時市民群眾不覺悟的精神狀態,。華老拴為給兒子治病,竟用洋錢換取了飽蘸革命烈士鮮血的饅頭,特別是當華老拴知道了人血饅頭的來歷時,卻無動于衷,依然是那樣的麻木而冷淡。在對華老栓一家的生活境遇的典型化描繪中,表現出魯迅對病態社會的強烈憤懣,魯迅認為,反動統治者對華老栓這樣一個國人的壓迫和毒害,比殺害革命者夏瑜更加的殘酷。華老拴的麻木不仁正是統治階級實行愚民政策的結果。魯迅同情華老栓,更“怒其不爭”,毫不掩飾的寫出了華老栓以及那些鑒賞殺人的看客的麻木落后的心態。

        魯迅塑造阿Q、華老栓、祥林嫂、閆土等被壓在生活底層的勞動人民形象,不僅僅是說明舊社會吃人的冷酷現實,更多的在于揭示這些貧苦農民和市民那種愚昧、麻木的精神狀態。“暴露國民的弱點”,“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靈魂來”,以喚起人們“療救的注意”,尋求“療救”的藥方。

        魯迅在小說中還塑造了各種類型的偽君子的典型。魯迅指出:“我

        看不出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識破這些假道學,偽君子的卑劣行徑,就可以了解他們習用的老譜,即“民國十四年的‘讀經’,也如民國前四年,四年或將來的二十四年一樣,主張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

        對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祝福》中的地主魯四,是個“講理學的老監生,”書房中擺設的儒家經典,墻上掛著的條幅,儼然證明他是一個“寬宏大量”的慈善家,可當祥林嫂受盡摧殘,喪盡了勞動能力后,魯四就把她視為“不祥之物”趕走,甚至在他死后都不放過攻擊的機會,魯迅在《離婚》里同情愛姑的不幸遭遇,同時把那個“知書識理”七大人的偽善面孔剝落的干干凈凈。《肥皂》里的四銘,是一個假道學的典型,就在他主張“表彰孝女”的同時,卻暴露出荒淫無恥的流氓面目,他看到街頭一個十八九的討飯姑娘,就起了邪心,想買一塊香皂,給討飯姑娘“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活龍活現的勾畫出了他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本相。

        魯迅寫這一類人物,意在幫助人們進一步認清那些滿嘴“國粹”的禮教之徒究竟是些什么東西。

        魯迅說:“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因此,魯迅在小說創作中,也深刻的反映了知識分子的性格弱點-----動搖性。如《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孤獨者》地魏連殳和《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呂緯甫當初是敏捷精悍的青年,為討論救國之方可以與他人打架,但辛亥革命的失敗,使正直的知識分子沒有出路,更重要的是呂緯甫經不住環境

        的壓迫,變得消沉頹唐了。而魏連殳對舊勢力的叛逆性則更強烈,敢于用玩世不恭的態度向社會挑戰。然而,他又十分的軟弱,它的反叛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軟弱性的表現。因此,歸根到底他是個孤獨者。魯迅對他們的消沉,滅亡感到悲哀,也痛切的批評了他們的性格弱點。   《傷逝》是魯迅僅有的描寫青年愛情題材的小說。主人公涓生,子君

        在新思潮的鼓舞下,大膽的反抗家庭與舊俗,成功的結合在一起。最終經受不住那沉重的社會壓力,子君首先動搖,跟著父親走了,不久無聲無息的告別人世,再一次宣告個人反抗的無力,魯迅通過涓生,子君的悲劇,批評了只求個人幸福而不能對舊勢力做韌性斗爭的弱點。魯迅對他們的辛苦輾轉,給予了同情,對他們最終的結果又是十分痛心的。

        綜上以觀,無論是阿Q,閏土,華老栓,魯四,四銘,還是呂緯甫,魏連殳等等形象,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國人的弱點。對于下層社會的農民和市民,魯迅在暴露他們身上存在的弱點時,首先關注的是在同情他們的前途和命運的基礎上批判他們那些扭曲的精神,性格和品質,怒其不爭。當魯迅揭露上流社會權勢者身上存在的劣根性時,著重剖析這類人的墮落和腐爛,撕爛他們的偽裝,不帶絲毫痛惜。魯迅揭示知識分子身上的某些弱點是站在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重的作用的高度來嚴肅的提出知識分子改造的問題,總之,魯迅小說中偏重以描寫國民的弱點,是服從于改造中國社會這個他畢生追求的課題的,是他在文化戰線上反封建的組成部分。

        馮雪峰曾經在《魯迅論》中指出,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交并

        摧殘下“中國民族,他的死癥,魯迅先生畢生所搏斗過來的,在今天就并不能一下子從身上卸下。自然,我們是早就戰斗起來了,但死癥的重量,吊懸在我們民族身上。”“去看看作為這些結果的中國民族的人的素質里……成為怎樣的病態了。”他又急呼:“我們現在從事著這種文學運動,這就是要從極廣的全民族社會的生活的改造的意義上去著眼,而將魯迅先生的特征承接與發展下去。我們戰斗著,像魯迅先生似的韌戰下去,終能達到所戰斗的目的。”這幾段話對今天似乎并未完全失去針砭的時效。當我們迫切的要求和著力地實現改變自己的時候,不是可以感到阿Q的幽靈在我們的頭腦里不時的游弋嗎?,我們變革現實,就不應“諱疾忌醫”,敢于解剖自己,進行繼續的思想改造,惟其如此,才不妄傷了魯迅先生的一片苦心。 

        參考書目:

        (1) 《中國現代文學》 黨秀臣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魯迅論稿》 王國綬,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3) 《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

        (4) 《且介亭雜文》 

        (5) 《關于評價魯迅的若干問題》,《魯迅研究月刊》 1993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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