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敏 443000 湖北省宜昌市中南路20號宜昌英杰學校高中部
《祝福》中魯鎮的各色人等在魯迅先生的筆下沒有多大改變，魯四老爺“他比先前并沒有什么大改變，單是老了些”，幾個本家和朋友“他們也都沒有什么大改變，單是老了些”，他們家中一律忙，都在準備著“祝福”，“年年如此，家家如此”。而在這“祝福”氣氛中變化最大的莫過于祥林嫂了。故而，歷來研究《祝福》中人物的學者們，大多把筆墨聚焦于祥林嫂。同時，把魯四老爺看成是封建禮教的代言人，而四嬸、衛老婆子、柳媽等人則成了害死祥林嫂的“幫兇”。這樣一來，四嬸等人都成了沒有多大“個性”的“扁平人物”了。
愛摩福斯特在他的文藝批評專著--《小說面面觀》中提出了“圓形人物”和“扁平人物”這兩個概念。與性格復雜，能夠表現生活廣度和深度的“圓形人物”--祥林嫂相比，作為依附于魯四老爺的四嬸，性格單一，穩定性強，似乎是堅定站在自己丈夫這一方的封建禮教的代言人，其作為“扁平人物”似乎已沒有多少可寫性了。
但筆者認為，四嬸的形象，不能僅僅從其所屬的階級立場去武斷地給她定性。我們應該本著從人性的角度、社會學的角度多方面去探究，努力還原一個真實而意蘊豐富的“四嬸”形象。
一、精于打算的地主太太
作為“講理學的老監生”魯四老爺家的太太，四嬸主持家務，實乃分內之事。何況在強調封建禮教、維護宗法的理學看來，“男主外，女主內”是不得僭越的祖宗之法。所以，四嬸的本分就是把整個家庭的生活安排好，把魯四老爺服侍好。
魯四老爺家境殷實，每到“祝福”的大典之際，“殺雞，宰鵝，買豬肉”都是少不了的“福禮”，也免不了放鞭炮，“年年如此”。但處在中國社會神經末梢的魯鎮，也感受到了外來新思潮、新事物的沖擊。那么魯鎮誰最害怕呢？誰的利益會受到較大的沖擊呢？無疑是魯四老爺家。所以，四嬸顯然得更多地考慮家庭的日常開支了。
四嬸肯雇傭寡婦祥林嫂，多少還是違了魯四老爺的本意，因為“四叔皺了皺眉”不大滿意，“討厭她是一個寡婦”。但四嬸肯留下祥林嫂主要是出于以下兩點的考慮：
1、好用省心的原則。
換女工的時間節點是在冬初，離“祝福”的日子不遠了，此時得急需找個女工盡快熟悉家里的日常生活，盡快進入工作角色。祥林嫂是結過婚，懂得操持家庭日常生活的女人。祥林嫂“做工毫沒有懈，事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里雇著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而后來，祥林嫂被婆婆綁回去賣掉，四嬸家新雇的女工“大抵非懶即饞，或者饞而且懶”，四嬸“左右不如意”，以至于“還提起祥林嫂”。直至后來，祥林嫂死了賀老六，沒了阿毛，再次回到魯鎮，四嬸不顧“晦氣”，收留其在家做工，也主要考慮到其“馴熟”、“老實”。可見祥林嫂在四嬸眼里是一個多么不可多得的好用聽話的女工。
2、工錢便宜的原則。
祥林嫂死了當家人，出來做工，初次受雇于雇主，沒有工作經驗，自然在工錢的多少上是無法討價還價的。盡管她“年紀大約二十六七”，“模樣還周正，手腳都壯大，又只是順著眼，不開一句口，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但四嬸也還要考核試用一下，這也體現了四嬸的精明審慎。“試工期內，她整天的做，似乎閑著就無聊，又有力，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精于打算的四嬸當然不會讓這么好的女工離開自己家的。“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錢五百文”。事實證明了四嬸這一決定是多么的明智和正確。“五百文”在當時購買力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原文中說賣掉祥林嫂，她的婆婆“到手了八十千”，祥林嫂捐門檻“價目是大錢十二千”，通過簡單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四嬸給祥林嫂開的工錢報酬是很低的。這也足以說明四嬸是一個多么會剝削的地主太太。
二、擁有些許悲憫情懷的女人
四嬸身上除了階級屬性外，魯迅先生也發掘出了超越階級性的因素--人性中的悲憫情懷（盡管這“悲憫情懷”如游絲那么細小）。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祝福》中四嬸聽到衛老婆子說祥林嫂被綁回去不幾天就嫁給了賀老六時，四嬸“驚奇”說道：“啊呀，這樣的婆婆！……”，言語中透露著對祥林嫂婆婆做法的不贊同。
《大戴禮記 本命》中“ 婦有七去，三不去”。“七去”即為“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口多言”、“盜竊”，如若兒媳婦有違以上七種情況的一種或多種，公公婆婆是有權趕走兒媳婦的。
從《祝福》的只言片語中，我們得知的情況是：祥林嫂是逃出來到魯鎮做工的。而其實祥林嫂的婆婆要趕走祥林嫂有一個很正當的理由：無子。可祥林嫂的婆婆偏偏想要賣掉她，換得一些錢來給小兒子結婚做聘禮，“這樣的婆婆”未免太狠心了，就連地主太太都看不過眼，認為“婆婆賣兒媳婦”不合人倫道德。封建大家庭中的“婆婆”可以罵、打甚至趕走兒媳婦，但絕對不允許把自己的兒媳婦當作一個可以隨意處置的物件，進行利益交換，這也是有違倫理綱常的。所以，當聽到祥林嫂被賣掉的消息時，四嬸除了驚奇，內心也生出了對祥林嫂命運的一絲同情與關切。
如果說四嬸與衛老婆子的談話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更多的是滿足了四嬸的一種獵奇心理，那么當祥林嫂死了丈夫，沒了阿毛，被大伯收了屋趕出來，再一次站在四嬸面前時，當祥林嫂“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時，“起初還躊躕”的四嬸再次被女人心中最柔軟的部分所打動，“眼圈就有些紅了”。毋庸多言，四嬸內心此時不會再有那么多的精明打算，也不會有地主太太的倫理綱常的苛刻要求，有的只是一個同樣身為女人的對女性同胞的悲憫同情，盡管這悲憫是有限的。
三、順從“夫權”的犧牲品
說到這個觀點，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前提的關照，即封建社會女子的“三從四德”。四嬸作為地主太太，仍然要遵守著“既嫁從夫”及“婦工”的倫理綱常。“既嫁從夫”意味著四嬸在魯四老爺家仍然要聽從丈夫的指令安排，視丈夫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違”，必須聽從、敬重丈夫，夫唱婦隨。“婦工”意味著四嬸除了奉養家人，安排生活，招待賓客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準備祭祀的用品和協助祭祀等。
《祝福》中，四嬸似乎沒進過魯四老爺的書房，以至于已經脫落了松松的卷了放在長桌上的對聯沒有掛起來，是魯四老爺老了疏忽了嗎？是四嬸怠惰不愿打理嗎？還是魯四老爺家沒有男傭人？都不是！魯迅先生這樣處理，自有他的意圖，我們不必深究，但至少證明了一點：四嬸是不允許到魯四老爺的書房的！一個家庭的女主人在自己家里面的行動居然受到了很大限制，這難道不能說是一種悲哀嗎？而這不也正是封建“夫權”壓制婦女的一種體現嗎？
既然，四嬸的行動受到限制，那么對于她來說，其活動空間也就兩個地方了--閨房與廚房。閨房自不必言，單就廚房而言，四嬸是這里的主宰。這一點在《祝福》中也體現得非常充分。文中先后提及了魯四老爺家好幾次的“祝福”大典，而四嬸充分凸顯了她的“領導者”地位。
先是花低價找了一個做工不惜力氣，“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的祥林嫂，祭祀的活“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低價質優--四嬸把封建婦女的“婦德”中的“婦工”要求做到了極致。后來，祥林嫂再次來到四嬸家做工，后幾次的祭祀大典，四嬸嚴格恪守著祭祀的規矩--不用來路不明、身子不干凈的女人幫忙。所以祥林嫂只能“轉了幾個圓圈，終于沒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開”。四嬸對祥林嫂的悲憫同情在“夫權”諸多規矩的限制下終于消解得無影無蹤。
四嬸身為地主太太，自然不會與傭人祥林嫂產生超階級的情誼，但人之常有的悲憫同情之心也在“男權社會”的淫威下，最終被地主的自私與冷漠擠占得沒有生存的空間。所以，當四嬸那稍微覺醒的人性露出些許紅光的時候，隨之而來的卻是“夫權”對其的無情湮滅。當然，四嬸在骨子里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也正因如此，四嬸在不自覺的人性覺醒與人性盲從中完成了對其自身悲劇意味的闡述。
綜上所述，四嬸實際上是一個有血有肉，意蘊豐富的人物形象。她精于算計符合其階級出身，她有人性的覺醒卻又如此的短暫，她屈從“夫權”促成了祥林嫂的悲劇發生，但最終也把自己推向了魯鎮這個傳統保守頑固勢力的深淵。究其自身何嘗不是一個悲劇呢？
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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