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撰述動機
第一，司馬遷為了繼承父親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愿。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yè)—太史令，重視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jīng)籍志》說︰談乃據(jù)《左氏》、《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xù)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然而，於元封元年，漢武帝行封禪大典，為古今曠見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dāng)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tǒng)，封泰山，而余不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yè)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tǒng)，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zhì)，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辦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第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zé)。據(jù)《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六百石小官，職責(zé)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極其量只在於記錄上代及當(dāng)代事情，并無著述的責(zé)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蓻。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fā)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wù)。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zé)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zé)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其實，史遷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遷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zé)任，更要盡史學(xué)家的職責(z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