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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白居易為什么恨
《長恨歌》不僅是白居易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中國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名篇。本文的內容是為大家解析長恨歌白居易為什么恨，歡迎大家分享。
長恨歌白居易為什么恨
對《長恨歌》中的“恨”字，歷來人們只是普遍認識到如何理解“恨”字，關涉到對這篇作品主旨（或曰主題）的理解，因而關系重大，正如饒芃子先生所言：“‘長恨’是詩歌的主題、故事的焦點，也是埋在詩里的一顆牽動人心的種子”[1](P871-872)，但對“恨”字的具體內涵，諸如誰“恨”、“恨”什么、為什么要“恨”而且“長恨”，雖然間或有人提及過其中一兩個問題，但或眾說紛紜，或言之不詳，都缺乏具體深入的探析，更談不上取得共識了。這里想就此做一點比較具體的探析，求教于學界同仁。
一首先，是“恨”字的含義。
《辭源》對“恨”有兩種解釋：一是怨恨、仇恨，如《荀子·堯問》中說：“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二是后悔、遺憾，如《史記·商君列傳》中道：“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那么《長恨歌》中的“恨”，作者究竟是在哪一個意義上使用的呢？我們不妨看一看已有的說法，如有人說：“唐玄宗迷色誤國，就是這一悲劇的根源”，“悲劇的制造者最后成為悲劇的主人公，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處，也是詩中男女主人公‘長恨’的原因”；“詩人對這篇詩的主題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諷刺，又特別哀憐”，“最后無可奈何地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表示悼惜，說明了作者……對帝王的這種‘悲劇’表示了某種程度的同情”；“詩中對玄宗的同情多于批判，有惋惜而無譴責”，“白居易一方面對玄宗惑于女色以致誤國、誤己表示痛心，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贊賞他的愛情，同情這位太平天子的不幸”，“而對玄宗的同情也包含著對盛唐的懷念與惋惜”；“詩中也有作者因與自己所愛女子不能結合的深摯戀情，憾恨之情的投射”,“‘比翼鳥’、‘連理枝’的愿望雖然美好，此生卻難以實現，那么剩下來的，只有永難消解的‘長恨’了”。既是“悲劇的制造者”，又是“悲劇的主人公”，既曰“哀憐”、“悼惜”，又曰“同情”、“憾恨”，這“長恨”之“恨”，自然應是后悔、遺憾之意了。但有人似乎又不這么認為，“白居易對這位先朝皇帝唐玄宗的荒淫生活進行批判……對唐玄宗由于奢欲而釀成的‘安史之亂’，幾乎弄得國將不國，怎么還會去歌頌所謂‘李楊愛情’呢？”既非歌頌，而是批判，何言惋惜、痛悔與遺憾？所以“長恨”之“恨”，又似乎應是“怨恨”之義了。我們客觀地來看，說作者在寫這首詩時沒有對李、楊的同情，是不符合這首詩濃郁的傷感惋嘆的事實的。作者自言“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無正聲”，白居易顯然主要是把這首詩當作男女風情詩來寫的，怎么可能不在其中寄托或表達自己對男女主人公愛情的看法呢？造成作者對這兩個歷史人物本來不值得那么歌頌的所謂“愛情”的原因是復雜的：一是表達了人們在安史之亂后軍閥割據、賦稅繁苛的情況下對這位開創盛唐繁榮興旺局面的所謂“四十年太平天子”及其所代表的那個國泰民安的時代的懷念；二是出于人們對這位曾經很有作為的帝王晚年不幸的同情，而這兩點都顯然淡化了人們對他誤國過錯的認識和譴責；三是作者在汲取有關民間傳說時，顯然繼承了民間傳說中人民通過李楊故事寄托的自己美好愛情的理想；四是誠如人們所說，此詩中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情愛自傷”
由此可見，不論是從文本事實看，還是從作者的創作心理和學界大多數的觀點看，將《長恨歌》之“恨”釋為“遺憾”或“痛悔”都是比較合適的。
二其次是誰“恨”？“恨”什么？
詩的結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雖然是全詩的點題之筆。但“誰恨”的問題依然存在。從這兩句的前兩句“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來看，“恨”的主人公似乎確然無疑是李、楊二人，但從作者的創作動機、寄托的人們的愛情理想、對盛唐的懷念、對玄宗的惋惜以及文本所流露的強烈悼惜之情來看，顯然“遺憾”的主人公也應包括作者以及詩所感染的讀者在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才說：“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一點題之筆里，刻骨的相思變成了不絕的長恨，特殊的事件獲得了廣泛的意義，李、楊的愛情得以升華，普天下的癡男怨女則從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受到心靈的震憾。詩以‘長恨’命題的意義，詩在藝術上的巨大魅力，似乎正在于此。”在接受美學的觀點看來，這是非常自然的事。因此，在我們看來，《長恨歌》中“長恨”的主人公，固然主要是李、楊二人，但也包括了作者和受強烈感染的讀者。
至于“恨”什么？即“遺憾”和“痛悔”的具體內涵，就筆者所想到的而言，至少可能有四：一是生離死別的遺憾和痛悔；二是造成國危民艱的遺憾和痛悔；三是未實現諾言的遺憾和痛悔；四是自釀苦果的遺憾和痛悔。以下試作闡釋。
《長恨歌》有無李、楊二人生離死別的遺憾和痛悔？回答是肯定的，但卻顯然不能涵蓋該詩及李、楊二人“恨”的全部內容，甚至不能代表其主要內容。因為：一，詩中表達的李、楊二人那么沉重的、刻骨銘心的思念和痛苦，顯然不是僅僅“遺憾”和“痛悔”二詞可以概括和表達的；二，詩是建立在神話傳說的基礎上的，既然堅信“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而他們二人雖一在仙山，一在人間，還思念得那么癡情而專一，那么，天上人間總會有相見的一天，為什么還會“此恨綿綿無絕期”？可見，遺憾和痛悔的主要內涵絕不是生離死別。
是不是遺憾和痛悔自己的行為導致國危民艱呢？似乎也不是。詩的前半部分，誠如有些論者所說的那樣，作者充分描寫了李楊二人一人“占了情場，誤了朝綱”，所謂“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之類的描寫即是；另一個恃寵驕奢，所謂“姊妹兄弟皆裂士，可憐光彩生門戶”之類的描寫即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二句，對比中所暗示的因果關系和諷刺之意更是至為明顯。若沿著這個思路寫下去，必然就要寫到“安史之亂”給國家造成的嚴重后果和給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但作者并沒有沿著這個思路寫下去，不僅沒有寫到安史之亂所造成的國危民艱，而且“天旋地轉回龍馭”一句轉折之后，作者全力以赴描寫李、楊人間天上的苦苦思念，不但沒有寫到唐玄宗一念及此，作者亦無一筆寫到，可見詩中的主人公以及作者遺憾和痛悔的內容，都絲毫不包括兩位主人公行為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和憂患在內。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作者對此事的見解不僅比不上寫出“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里多”的袁枚，也比不上比他稍后的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那么，是不是遺憾和痛悔未實現“世世代代作夫妻”的諾言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認為不僅作品的主人公是如此，作者的主要情感也凝聚于此。從詩的兩位主人公來看，他們本來是發誓要世世代代作夫妻的，但結果卻一世還未到頭就被迫生離死別了，怎么會不“此恨綿綿無絕期”？從作者在詩的后半部分大肆渲染李、楊人間天上的相思之苦來看，作者的最大遺憾和痛悔似乎也是凝結于此的。作者的這種感情傾向，也因為作品的巨大藝術感染力傳達給了讀者，因而讀者在讀這首詩時，似乎也淡化了對“安史之亂”嚴重后果的關注，而把關注點集中到了對兩位悲劇主人公的同情之上。
至于如何看待主人公遺憾和痛悔自釀苦果呢？筆者認為，這只是后人的一種看法，而不是作品主人公的自覺意識和作者的主要意圖。因為在作品中我們找不到任何關于這一點的證據。如果“恨”可釋為“怨恨”，那就可能有如下幾種答案：恨安祿山、史思明發動判亂？恨陳玄禮手下的六軍逼迫玄宗讓貴妃自縊于馬嵬坡？恨玄宗面對六軍壓力而不能挽救貴妃一死？這三點雖在詩中找不到證據，但不是沒有可能，尤其是第三點，則又回到了遺憾和痛悔未能實現“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愛情理想上來。所以說，所謂的因自釀苦果而“恨”而且“長恨”，只能是后人的認識，是作品的一種客觀效果。從接受美學的觀點看來，這種看法當然也是可以的，但我們覺得，這畢竟是作品的客觀效果，而不是作品文本的內涵，不是作者的創作主旨。
三最后，我們想談談對作品的主人公、作者及后人對這種“恨”的看法的態度。
要談對作品的主人公李、楊二人及作者遺憾和痛悔玄宗未能實踐諾言以致造成二人生離死別的看法，就首先不得不把作為歷史人物的李、楊和作為文學形象的李、楊區別開來。但事實上，二者卻是難以分開看待的。作為真實的歷史人物，李、楊是很難有真情可言的，即使他們有真情且因玄宗未能遵守諾言而感到遺憾和痛悔，也不值得人們去同情。因為眾所周知，楊玉環本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兒子壽王李瑁的妃子，即李隆基的兒媳，李隆基看中了她，雖然經過了楊玉環先作女道士后進宮的過渡，但仍改變不了它的宮庭亂lun丑劇的性質。再從年齡看，據考李隆基比楊玉環要大三十多歲，古人結婚又早，也就是說楊玉環幾乎可以作李隆基的孫女了。唐玄宗愛楊玉環可能是真的，但要楊玉環真正愛唐玄宗，恐怕就比較難了。這還不說帝王家是否有真情的問題--宮中有那么多的美人，要一個帝王完全鐘情于一人，像詩中所寫的那樣，實際上也是難乎其難的。馬嵬之變中李隆基為了保護自己而不惜讓楊玉環作替罪羊，就是他這種感情虛偽性的最好注腳。因為，若要追究導致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那么首先應受到罪責追究的是玄宗自己，而不是楊玉環，所以即使到后來不論玄宗是怎么懊悔，怎么懷念楊玉環，要讓人同情都是很難的。再就楊玉環而言，她的恃寵驕奢也是無庸諱言的。以陳玄禮為首的六軍必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固然有“女人禍水”觀誤導的一面，但顯然也是和她以及楊氏姐妹兄弟平常不得人心相聯系的。因為前一點，人們對她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此恨綿綿無絕期”則比較難。就作者而言，要表達人民群眾和自己對美好愛情的理想和感情，如果不另起爐灶，而要借助于這兩個歷史人物的“名人效應”而取得思想藝術上的雙成功，也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作為歷史人物，這兩個人物已被定格在歷史上，關于他們的基本事實框架和人物思想性格，是不能隨意虛構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作者費了很多的力，歷史上以至于現在許多人都用這個題材進行寫作，雖用盡了種種辦法，仍避免不了人們所謂的“主題矛盾性”的原因。但鑒于作者寫這首詩時的特殊創作心理，較之作品的主人公，作者的惋惜和遺憾之情，還是可以被讀者所理解的。但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作者把這種惋惜和遺憾之情成功地傳達給了讀者。這是造成這首詩巨大藝術感染力的核心因素。因為如果說在詩的前半部分，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占了情場，誤了朝綱”的帝王形象和一個恃寵驕奢的寵妃形象的話，詩的后半部分則成功地塑造了兩個刻骨銘心地互相思念的男女主人公形象。誠如一些學者所言，作者在他們身上的確寄托了人民群眾和他自己對于美好愛情的理想，或者換言之，在詩的后半部分，李、楊二人已經完全脫離歷史，成為人們和作者心目中愛情這一人類美好感情的象征。而人們的這一美好感情，總不是像人們所希望的那樣“有情者終成眷屬”，卻因某種原因而分別以至兩地相思，更屬生活中常見的現象，正因如此，人們在讀這首詩時，就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感情傾注了進去以至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就是這首詩其所以千古以來人們雖對歷史人物李、楊不無非議，但卻震撼了無數人的心，使無數人產生強烈的共鳴的原因。也正由于此，人們在讀這首詩時，對既作為歷史人物，又作為文學形象的矛盾心態將永遠存在，這是這首詩以具體歷史人物李、楊為基礎虛構文學形象表達自己理想的愛情所造成的一種必然，而且不可能解決。
在這樣理解的基礎上，再來觀照一下后世“自悔情孽”說或“自釀苦果”說。從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無論古人的“自悔情孽”說或者今人的“自釀苦果”說，在有關史籍和作品文本中都是缺乏依據的。就作者而言，不管在作品之外還是作品之中，也都缺乏這一方面的表示。基于這種情況，所以我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是后人或今人對這一作品的理解。這中間，有作品的客觀效果，也有對作品內容的現代評價，還有作品成功地引起人們對作品主人公悲劇的情感體驗等復雜的歷史和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所以，在我們看來，說到《長恨歌》主旨或主題的這個“恨”字，還是應當把作品主人公的感情，作者寄托的感情和后世人們的感情體驗嚴格區別開來，否則，我們就難以在這個問題上取得共識。
拓展
白居易寫長恨歌的原因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縣）縣尉。一日，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到馬嵬驛附近的仙游寺游覽，談及李隆基與楊貴妃事。王質夫認為，像這樣突出的事情，如無大手筆加工潤色，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沒。
他鼓勵白居易：“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寫下了這首長詩。因為長詩的最后兩句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所以他們就稱這首詩叫《長恨歌》。陳鴻同時寫了一篇傳奇小說《長恨歌傳》。
擴展資料：
《長恨歌》是白居易詩作中膾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當時詩人正在盩厔縣（今陜西周至）任縣尉。這首詩是他和友人陳鴻、王質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楊貴妃的故事而創作的。
在這首長篇敘事詩里，作者以精煉的語言，優美的形象，敘事和抒情結合的手法，敘述了唐玄 宗、楊貴妃在安史之亂中的愛情悲劇：他們的愛情被自己釀成的叛亂斷送了，正在沒完沒了地吃著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楊貴妃都是歷史上的人物，詩人并不拘泥于歷史，而是借著歷史的一點影子，根據當時人們的傳說，街坊的歌唱，從中蛻化出一個回旋曲折、宛轉動人的故事，用回環往復、纏綿悱惻的藝術形式，描摹、歌詠出來。由于詩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藝術化的，是現實中人的復雜真實的再現，所以能夠在歷代讀者的心中漾起陣陣漣漪。
《長恨歌》就是歌“長恨”，“長恨”是詩歌的主題，故事的焦點，也是埋在詩里的一顆牽動人心的種子。而“恨”什么，為什么要“長恨”，詩人不是直接鋪敘、抒寫出來，而是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一層一層地展示給讀者，讓人們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詩歌開卷第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看來很尋常，好像故事原就應該從這里寫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實上這七個字含量極大，是全篇綱領，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緊接著，詩人用極其省儉的語言，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楊貴妃。
描寫了楊貴妃的美貌、嬌媚，進宮后因有色而得寵，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以后在宮中如何縱欲，如何行樂，如何終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這些，就釀成了安史之亂：“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一部分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
詩人通過這一段宮中生活的寫實，不無諷刺地向我們介紹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個重色輕國的帝王，一個嬌媚恃寵的妃子。還形象地暗示我們，唐玄宗的迷色誤國，就是這一悲劇的根源。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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