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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古詩長相思賞析
在日常生活或是工作學習中，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一些耳熟能詳的古詩吧，古詩的格律限制較少。什么樣的古詩才經典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白居易的古詩長相思賞析，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原文：
汴水流，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頭，
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歸時方始休，
月明人倚樓。
作者：
詩人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今陜西渭南人。
詩人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
這一首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開”，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為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浙江杭州西湖至今留著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一些小詞。
贈劉禹錫詩云： “古歌舊曲君休聽， 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一些新詞。其中《花非花》一首，頗具朦朧之美，后世詞人如歐陽修、張先、楊慎，都極為贊賞。
賞析：
這一首《長相思》，寫一位女子倚樓懷人。
在朦朧的月色下，映入她眼簾的山容水態，都充滿了哀愁。前三句用三個“流”字，寫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釀造成低徊纏綿的情韻。下面用兩個“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綿長。全詞以“恨”寫“愛”，用淺易流暢的語言，和諧的音律，表現人物的復雜感情。特別是那一派流瀉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憂傷的氣氛，增強了藝術感染力，顯示出這首小詞言簡意富、詞淺昧深的特點。
俞陛云《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此詞若“晴空冰柱”，通體虛明，不著跡象，而含情無際。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遠，直到天末吳山，仍是愁痕點點，凌虛著想，音調復動宕入古。第四句用一“愁”字，而前三句皆化“愁”痕，否則汴泗交流，與人何涉耶！結句盼歸時之人月同圓，昔日愁眼中山色江光，皆入倚樓一笑矣。
黃昇《花庵詞選》：此詞上四句，皆談錢塘景。
《詞譜》卷二：《長相思》，唐教坊曲名。此詞“汴水流”一首為正體，其余押韻異同，皆變格也。此詞前后段起二句，俱用疊韻。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六十引黃昇云：樂天此調，非后世作者所能及。
《蓼園詞選》引沈際飛云：“點點”字俊。
《白香詞譜箋》卷一謝朝征云：黃叔昇云：此詞“汴水流”四句，皆說錢塘景。按泗水在今徐州府城東北，受汴水合流而東南入邳州。韓愈詩“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瓜州即瓜州渡，在今揚州府南，皆屬江北地，與錢塘相去甚遠。叔陽謂說錢塘景，未知 何指。
《放歌集》卷一陳廷焯云：“吳山點點愁”，五字精警。
白居易簡介及個人作品介紹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又號稱香山居士，河南鄭州新鄭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陜西、出生于河南鄭州新鄭，葬于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于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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