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評價民國教育

季羨林評價民國教育

　　引導語：國學大師季羨林雖然已經去世，但他的思想和學術作品一直影響著后來人，這位大師是怎么評價民國教育的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錢學森之問”:探究民國時期的教育評價

　　2005年，溫總理去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錢老感慨道：“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接著，錢學森發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在錢老的眼中，民國時期培養出許多大師，他們的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至今無人能超越。我們不禁思考，像錢學森、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華羅庚、馮友蘭、季羨林這樣的大師級人物難道只有那個時代才有?時勢造英雄，是不是只有民國時期才具備孕育大師的時代契機?歷經歲月的洗禮，民國時期的教育究竟因何值得追憶與珍藏?讓我們帶著這些疑問追溯到民國時期，一探究竟。

　　一、教育目標：民國教育評價的價值指向

　　民國初期政府的教育價值取向充分體現在教育宗旨的確立上。1912年7月，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提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主張把“五育并舉”作為民國教育宗旨的提案。雖然在大會上沒有獲得大多數代表的認同，表決時也只通過了“五育并舉”的部分內容，但是該提案意義深遠，它體現了教育目標追求和實現教育目標的基本內容。

　　在教育目標追求層面，體現了隸屬政治之教育與超軼政治之教育的和諧統一。蔡元培在1912年發表的《對于新教育的意見》一文中，根據教育立足點的不同，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教育：一種是站在政府的立場、按政府的方針來考慮、規范教育問題的教育，這種教育的出發點與目標導向均以現實社會的政治需求為標準;另一種是站在人的發展的立場，從完善人性的角度來考慮、規范教育問題的教育，這種教育的出發點與目標導向以個體人格的完善為標準。蔡元培分別把這兩種不同立足點的教育稱為隸屬政治之教育與超軼政治之教育。

　　隸屬政治之教育是必要的，特別是在西方列強環伺和現代科技發展的背景下，沒有這方面的教育或這方面的教育不足，社會政治就不穩定，就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的局面。但隸屬政治之教育的特點決定了它滿足的僅是現實社會的功利需求，而對個體超越自然秉性和提升精神品格的需求，它是無能為力的。而這種超越和提升，又是每一個社會和個體必需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在隸屬政治之教育之外去尋找途徑。與隸屬政治之教育不同，超軼政治之教育追求的不是現實社會的政治、物質，而是超越現實社會的政治、物質的形而上的精神滿足。隸屬政治之教育和超軼政治之教育是教育的兩個不同方面，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統一整體。在這一整體中，隸屬政治之教育和超軼政治之教育分別滿足于個體發展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與精神生活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超越和發展。因此，蔡元培明確指出：“教育者，則立于現象世界，而有事于實體世界者也。”如此，教育才是國民所需要的教育，才是發展全面人格所需要的教育。

　　在實現教育目標的基本內容方面達到了五育并舉。根據兩種教育劃分的理論，蔡元培提出了全面人格的教育目標和五育并舉的教育主張。“軍國民、實利兩主 義，所以補自衛自存之不足。道德教育，則所以使之互相衛互相存。”這三育為隸屬于政治之教育，其追求的是現世幸福，為不幸福之人類到達實體世界之一種作用。致力于這些方面的教育可改變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落后的現狀。這是中國近代社會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標，即使民國成立了，它也不會改變。五育是統一的整體，缺一不可。“軍國民主義者，筋骨也，用以自衛;實利主義者，胃腸也，用以營養;公民道德者，呼吸機循環機也，周貫全體;美育者，神經系也，所以傳導;世界觀者，心理作用也，附麗于神經系，而無跡象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廢之理也。”

　　民國時期我國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受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在杜威看來，教育的目的就是學生自己，十分強調滿足學生的主體需要，在其本身之外沒有任何目的。正是在此影響下，民國時期我國的教育學者和教育主管部門也給教育以必要的獨立性，學校和教師都重視學生的個性和潛在價值的保存和發掘。

　　此外，當時的教育依然重視教育的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提倡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是培養社會所需要的勞動者和建設人才的基本教育途徑。由于國家經濟的貧困和勞動人員素質的低下，民國時期特別重視職業教育的發展，并將這種關注和重視以教育方針的方式體現出來。在這種對于職業教育的提倡之下，涌現出了黃炎培等一大批職業教育家和提倡實利主義教育家。這些教育家的出現，使得職業教育在當時的中國由理念變成了一種現實，并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國早期的民族工商業的萌芽和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間接起到了服務國家經濟、服務民眾生活的作用。

　　二、社會評價：學校評價的重要指標

　　民國時期，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競爭性主要表現在教育經費上。當人們對教育的需求呈快速增長時，教育經費總是稀缺的。特別是在落后的經濟與教育背景下，經費矛盾更加突出。作為兩種不同性質的教育事業，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總是存在著競爭，在一定的教育支出中，學校教育經費的`增加必然會減少社會教育的經費，反之亦然。

　　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共生性表現為資源的互補。具體來說，社會教育是學校教育理論研究的材料來源和驗證場所，社會教育資源如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等可以豐富學校教育的教學活動。此外，社會教育還為學校教育的發展創造了穩定的環境，提供服務社會的平臺等。而學校有兩種途徑為社會教育提供資源：一是為社會教育創造新資源，如發展社會教育理論、培養社會教育師資等;二是擴展學校資源的用途，提高學校資源的利用率，使原本只用于學校教育的資源同時成為社會教育的資源，即學校直接辦理社會教育。這種競爭與共生的關系是動態變化的，并由此引起兩者相對規模變化的同步和異步現象。

　　作為民國教育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關系變遷的實質，就是國家為實現教育現代化而對教育結構及功能而進行的調整。民國成立后面臨的教育狀況是：一方面中國的學校教育不發達，入學率低;另一方面，社會上存在約占總人口80%以上的文盲，且這些文盲無法接受學校教育。在教育嚴重落后的情況下，為快速實現教育現代化，當時的教育制度設計者準備兩條腿走路：一是發展學校教育，減少新增文盲，培養未來社會精英;二是在學校之外發展社會教育，為失學成人提供補習教育。但由于教育經費缺乏，不得不加強兩者的合作，并隨著兩者合作程度的不斷加深，兩者的邊界日益模糊，出現了“學校教育社會化”與“社會教育學校化”，最終導致國民教育制度的產生，以重新調整教育結構及兩者的功能。民國時期的社會教育范疇，涵蓋了成人教育、繼續教育、補習教育、慈善教育、公共設施甚至學齡兒童教育等，范圍極廣。隨著教育的普及和學校職能的擴張，社會教育的“瘦身”成為必然。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關系的變遷，是民國教育現代化進程的反映。 　　三、教師評價：民國教育的自由歌唱

　　中華民國成立后，孫中山立即強調在中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191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明確規定：“初小、師范、高等師范免收學費。”免費上師范就成了當時很多家境貧窮的學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毛澤東就是在湖南師范學校畢業的。此法強調“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預算總額的15%，在省不得少于其預算總額的25%，在市、縣不得少于其預算總額的35%，其依法設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產業，應予以保障。”當時教育經費屬于優先支出項目，不僅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肯定不是現行的4%比例可以比及的)，以真正讓“再窮不能窮教育”的國民觀念落到實處。

　　民國時代教師的待遇是很高的，屬于名副其實的“三高”人士，即高收入，高地位，高學識。北洋政府出臺的《教育憲法》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教育部于1917年公布《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規定，大學教師月薪從50銀元到450銀元不等。1927年公布的新的《大學教員薪俸表》又規定，教授月俸從180元到600元不等。教授們的薪水數量到底是個什么概念，我們不妨做個比較。一個小家庭的費用，每月大洋幾十元即可維持在相當不錯的水平，上海普通工人的月俸只有15元，普通巡警只有2塊銀元，即便縣長也不過20塊銀元。北洋政府對教育的支持力度，即使是在現代也望塵莫及。很難想象，財政入不敷出而政局混亂的北洋時代，卻成為教育發展和教授待遇的黃金時代。民國時代，教授是最令人羨慕的職業，遠比做官經商更具吸引力。除了一般勞動者高不可攀的薪水待遇之外，教授們還具有政府官員和坊間民眾一貫尊重的社會地位，這主要是由于教授們被時代賦予了開啟民智與科學民主的歷史責任。

　　民國教育體制游離于政府體制之外，教授治校而不是政府治校的辦學政策，使得教授們有充分的自由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不屈從于當權者的政策和淫威欺壓。“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一邊拿著遠比北洋政府普通職員高出不知多少倍的薪水過著自己的“小資”情調生活，一邊到處教學演講唱著反調指責政府，足以說明民國政府對教育以及教授們變革國民觀念的包容。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期間，由于不滿北洋政府對學生的態度而辭職，他說：“自己絕對不能做政府任命的校長，因為一旦如此，以后稍微有點破例，就要呈請教育部，作為痛惡官僚的人，怎么甘心仰官僚們的鼻息呢!”或許，正是這樣高度的教育自由，大學才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也才會有當記者的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做北大教授的奇跡，才會有堅定的保皇黨人辜鴻銘做北大教授的傳奇。

　　抗戰前全國有4億人，當時的西部只有1.8億人，抗戰爆發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萬人口，而當時西部的國民生產總值不到全國的30%，民生工業只占5%，卻要養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當時的政府卻真正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據著名學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聯大上學時，大學生不僅免學雜費，而且還免每天的午餐費，如果學生上學仍然有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且助學救濟金在大學畢業后可以不還。同時，抗戰客觀上為我國的西部教育帶來了發展的契機，使西部諸省在基礎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發展。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開始在四川、河南、貴州、陜西、湖南、甘肅、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國立中學及3所國立華僑中學，先后培養教育了10萬名“戰區流亡學生”。抗日戰爭結束后，這些國立中學于1946年逐步復原，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譜寫了殘酷戰爭期間中國教育的傳奇。

　　教育的尊嚴在于它的專業性、人文性和超越性，在于它的崇高與神圣。“民國教育既仰仗了典雅古樸的民初之風和波瀾壯闊的‘五四’之風，又有賴于一大批民國學人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畢一日之力便可抵達。”民國時代大師輩出，他們以高尚的職業操守和自覺的學術良知，站在人生追求的高度與視角，站在人本思想、生命哲學的高度與視角，自由地傳播著自己的思想，中立地傳播著普世的價值。而這一切，也許正是“錢學森之問”最完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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