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與英國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在外國文學影響下開始文學創作的作家很多，老舍就是其中一位。以下是小編整理的老舍與英國，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老舍與英國
老舍1924年秋赴英國時，并沒有想到日后會成為一名作家，那時他已27歲，連一名文學青年都算不上。一年后，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張的哲學》使他蜚聲中國文壇，之后他又連續推出《趙子曰》、《二馬》，到1929年秋回國時，老舍已是三部暢銷長篇小說的作者，未來的文學事業由此奠定。
英國成就了作為作家的老舍。然而，英國留給老舍的，卻是深深的寂寞。貧寒的家境，名義上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講師而實質上廉價“打工仔”的身份，決定了這種寂寞。正是這種寂寞，促使老舍以寫作自娛，玩起看家絕活——幽默，從而催生出作家的老舍，也鎖定了老舍看英國的眼光。后來在《英國人》一文中，老舍對英國人的臭毛病，諸如排外、傲慢、偏見、保守作了犀利的調侃和抨擊，明眼人從中卻可以讀出苦澀和辛酸，老舍看英國的眼光中顯然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這種壓抑之情在老舍旅英時代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二馬》中得到總釋放。從藝術上看，這是一部失敗之作，正如老舍自我評價的那樣：“《二馬》除了在文字上是沒有多大的成功的。它缺乏文藝的偉大與永久性，至好也不過是一種還不討厭的報章文學而已。對于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有寫出來。”顯然，這次失敗與老舍與英國社會的隔膜有極大關系。
追究起來，老舍與英國的隔膜，更有深層的心理原因。眾所周知，老舍的父親舒永壽死于洋鬼子之手：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舒永壽作為滿洲八旗“正紅旗”的一名下級旗兵在保衛皇城的巷戰中犧牲，當時老舍尚在襁褓中。洋鬼子的罪惡通過母親的反復講述嵌進老舍的童年記憶，老舍后來說：“在我童年時期，我幾乎不需要聽什么吞吃孩子的惡魔等故事。母親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話中巨口獠牙的惡魔更為兇暴的。況且，童話只是童話，母親講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是直接與我們一家人有關的事實。”殺父之仇對老舍一生影響至深，潛在地制約著他對西方文明的看法。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老舍后來居然入了洋教!1921年老舍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英語夜校學英語，結識了剛從英國回國的神學院畢業生寶廣林，加入了他組織的“率真會”和“青年服務部”，并經常參加聚會。這期間，老舍受到基督教博愛主義的感化，于1922年正式接受洗禮，成了一名基督教徒。以此為契機，老舍得以結識在燕京大學教書的英國傳教士伊文思教授，伊文思看好老舍一口純正地道的北京官話和教師的經歷，當然還有基督教徒的身份，推薦他當上了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華語講師，連老舍赴英國的船票，都是由倫敦傳教會提供的。關于老舍加入基督教一事，合理的解釋應當是：形式上的入教并不等于精神上真正的皈依，僅僅說明著老舍也是一個現實的人。在那個“全盤西化”甚囂塵上、國內現代教育很落后的時代，有志青年想有所作為，出人頭地，除了出國別無它途;而對于老舍這樣沒有什么社會背景的貧家子弟，除了依靠教會，不存在第二條路。然而老舍并不是真正的信徒，惟其如此，一到倫敦，他就與基督教分道揚鑣。根據現有的史料，老舍留英期間與英國教會沒有任何關系，與留學生中的基督教組織——青年會也沒有任何關系。
可以輔證這一點的是，老舍在小說《二馬》中對英國教會的抨擊不遺余力，甚至達到妖魔化的程度，比如他這樣描寫伊牧士：“伊牧士是個在中國傳過20多年教的老牧士。對于中國事兒，上自伏羲畫卦，下至袁世凱作皇上(他最喜歡聽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國話說不好，簡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帶腿的‘中國百科全書’。他真愛中國人：半夜睡不著的時候，總是禱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國變成英國的屬國;他含著熱淚告訴上帝：中國人要不叫英國人管起來，這群黃臉黑頭發的東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伊牧士這個人物形象令人想起伊文思，他們的身份經歷都相似;而在現實生活中，老舍對伊文思這位改變了自己命運的“恩人”同樣沒有表示過好感，伊文思顯然是伊牧士的原型。同那個時代多數中國知識精英一樣，老舍不信上帝。但這并不重要。比起簡單的信或者不信，同情的理解、理解的批判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胡適也不信基督教，但并不排斥，而是抱著求知的態度認真研究;他結交了許多教會的朋友，收藏了大量的中國方言版《圣經》，正是通過對基督教的深入研究，胡適認識了美國文化的深層。相形之下，老舍對基督教的態度不能不顯得過于簡單，由于缺乏同情這個基礎，理解不免褊狹，批判也就絕對化。縱觀老舍筆下的洋教士、教民，都是令人鄙視的漫畫像，沒有一個有血有肉的形象，這表明情感上的厭惡左右了理性的判斷，妨礙了老舍進入基督教的世界，也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他進入英國社會。
老舍寫實小說觀念受英國文學的影響
英國文學對20世紀中國文學觀念建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林紓的小說社會功能觀，魯迅的文學社會人格功能觀，創造社作家的文學抒情觀，新月派詩人的詩歌藝術觀，朱光潛的文學批評觀，九葉詩人的現代主義詩歌觀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英國文學的核心質素。其中處于現代文學轉型期的五四時期的中國作家的文學觀念的建立受英國文學影響是具有代表性的。
20世紀中國小說最初接受英國小說影響有兩種途徑：其一是直接閱讀英語文學作品，正如葉圣陶在《〈葉圣陶選集〉自序》中說：“如果不讀英文，不接觸那些用英文寫的文學作品，我決不會寫什么小說。”與葉圣陶寫作經歷一樣的還有老舍，老舍也因為要學英文，就從狄更斯小說讀起，他從狄更斯的小說中悟出，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他說：“我決定不取中國小說的形式”，“況且呢，我剛讀了Nicholas Nickleby（《尼古拉斯·尼柯爾貝》）和Pickwich Papers（《匹克威克外傳》）等雜亂無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膽放野；寫就好，管它什么。”事實上老舍正是在狄更斯直接影響下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其二是通過林譯小說接觸英國小說。林譯小說對西方小說形式的輸入影響簡直太大了。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林紓的翻譯所起‘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公認的事實。”錢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說：“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么迷人。我把林譯哈葛德、迭更司、歐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復不厭地閱覽。”
林紓的西方文學傳播之功無人可比，正所謂“有了林紓，中國人才知道有外國小說。”實際上，林紓為國人帶來的外國小說，除了作品之外，還有小說觀念。真正移植西方文學觀念的，林紓是第一人，這些觀念主要反映在林譯小說的序言中，前后他共寫有72篇譯文序跋，并且主要是針對于英譯小說的。這些文字就性質而言雖只是有感而發，并不系統，但卻多有真知卓見，成為中國文學觀念現代轉型之初的重要表征。歸結起來，林紓的觀念建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小說的社會功用。他認為小說具有改良社會、促進社會變革的政教之功。他說：“西方小說之荒眇無稽，至《葛利費》極矣。然其言小人國大人國的風土，亦必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諷其祖國，此得謂無關系之書乎？”（《紅礁畫漿錄·譯余剩語》）文學諷教之說，中國傳統文學早已有之，但他將文學與祖國關連起來，一變將小說視為閑情逸致。同時，在他的感悟中，文學與政教既關聯又是具有獨立性的。他在《吟邊燕語·序》中說：“蓋政教兩事，與文章無屬，政權既美，宜澤以文章；文章徒美，無益于政教”。文學應具有文學的獨立性，但文學家不應沒有文學家的責任感，他在狄更斯的諸多小說中充分感受到了這一點，他說：“狄更斯極力抉摘下等社會之積弊，作為小說，俾政府知而改之。……顧英之能強能改革而從善者，吾華從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無狄更斯其人，如能舉社會中積弊者為小說，固告當事，或庶幾也”。（《賊史·序》）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發展的主脈之一，就是文學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種主脈的源頭不能不追溯到林紓那里。
第二，關于文學寫實手法。林紓充分肯定狄更斯小說刻畫下層社會市民生活的寫實小說的文學價值。他在《孝女耐兒傳·序》中，一再肯定狄更斯“專為下等社會寫照的高明手法”，“刻畫市井卑污齷齪之事”，“如張明鏡于空際，收納五蟲萬怪，物物皆涵清光而出，見者如憑闌之觀魚鱉蝦蟹焉”，“增無數閱歷，生無窮感謂”。在《塊肉余生述·序》中，他認為“迭更斯此書，種種描幕下等社會，雖可噦可鄙之事，一道以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英倫半開化時民間弊俗，亦皎然揭諸眉睫之下。”
第三，關于小說的敘事方法。他盛贊《洪罕女郎傳》的情節豐富性：“大抵西人之為小說，多半敘其風俗，后雜入以實事”（《洪罕女郎傳·跋語》）又贊賞狄更斯小說的精巧結構方法：“伏脈至細一語必寓微旨，一事必種無因。手寫此間，而全局應有之人，逐處涌現，隨地關合。雖偶爾一見，觀者幾復忘懷；而閑閑著筆，已近拾皆是，讀之令人斗然記憶，循編逐節以索，又一一有是人行蹤，得是事之來源”。（《塊肉余生述·序》）他還佩服狄更斯的寫法，他說：“此書不難在敘家常之事，難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韻，令人挹之不盡。”（《塊肉余生述·識語》）林紓的這些見解雖還只是片語感悟，但這種有感而發的根由主要來自哈葛德的作品，尤其較多的是狄更斯的作品，應該說狄更斯代表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最高成就，林紓的評說從思想內容、藝術手法到審美趣味都有歸納，“以彼新理、助我行文”。事實上，經林紓的翻譯及其序跋的言說狄更斯的小說對五四文學有更多的影響，比如平民文學觀念、寫實主義手法、章節小說的體例，諧謔幽默的筆調、細致的心理刻畫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受林譯小說影響比較有代表的作家很多，魯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學巨將都曾是林譯小說的熱心讀者。魯迅還在南京讀書即愛讀林譯小說，一直堅持到日本，每本必讀，并且說：“使得我們佩服的，其實還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喀遜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譯文相當用力，而且說撒克遜遺民和諾爾曼人對抗的情形。那時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別的被看重了。”郭沫若在其自傳中回憶說：“林琴南譯的小說在當時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們嗜好的一種讀物。我最初讀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傳》。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樣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誘出了大量的眼淚喲。”郭沫若說：“林譯小說中對于我后來的文學傾向有決定的影響的，是scott的《Ivanhoe》，他譯成《撒喀遜劫后英雄略》。……我受scott的影響很深，這差不多是我的一個秘密。”沈從文在《從文自傳》和《芷江縣的熊公館》中兩次重申林譯狄更斯小說《冰雪姻緣》《滑稽外史》《賊史》對他的影響：“我歡喜這種書……他不像別的書，盡說道理，他只記下一些活現象……作者卻有本領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我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沈從文的主要成就在小說，而其小說的突出成就在其故事的可讀性和鮮明的地方色彩，而這種寫底層人物的突出個性創作特色的確是與英國文學中狄更斯與哈代的影響分不開。
沒有表征說明老舍直接受到林譯小說的影響，但接受英國寫實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在老舍這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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