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詩經》的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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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詩經》的憂患意識

　　導語：《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下面和小編一起來看分析《詩經》的憂患意識，希望有所幫助！

分析《詩經》的憂患意識

　　分析《詩經》的憂患意識

　　《詩經》是一部具有深廣憂患意識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種濃烈的對社會、對現實、對人生的憂患，在控訴婚姻戀愛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絕相思中，在棄婦的怨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對父母、兄弟、朋友生活處境的憂患中，在對國運盛衰的憂思和對自身狀況的憂患中，都時時反映出來。

　　憂患意識，自古及今延綿不息，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它普遍存在于中國藝術、美學乃至史學、哲學之中，并形成中華民族代代相續的深層心理結構。“憂患”一詞，最早見于《周易·系辭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由此可見作者把《易》看成是一部“憂患”之作。其實，不止（易》，在先秦典籍中，《詩經》也是一部具有憂患意識的作品。孔子說：“……詩可以怨”；（《論語》）司馬遷說：“《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作為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劉腮說：“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文心雕龍·情采》）都把《詩經》與憂患悲憤的意識情感聯系起來。班固說：“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文志》）也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憂患”意識的產生追溯到《詩經》。劉熙載說：“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藝概·詩概》）也明確肯定《詩經》為憂患之作。我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史家、傳記文學家朱東潤先生說：“吾嘗譯《詩》三百五篇之作而窺作者之心，大抵言樂者少而言憂者多，歡愉之趣易窮而憂傷之情無極，此其作者必大有所不得中而后發于外者如此。”美學家高爾泰也指出“詩三百篇，絕大部分是悲憤愁怨之作，歡樂的聲音是很少的’。的確，今天我們讀起三百篇，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沉重的憂傷。粗略統計一下，《詩經》中寫悲哀愁怨的詩竟有百余篇，超過《詩經》總篇數的三分之一！至于言及悲、憂、哀、傷、愁、怨等詩句，朱東潤先生曾加以輯錄，將近百數。由上可見《詩經》中憂患意識情感的表達已達到相當自覺、普遍的程度。整部《詩經》處處流露出一種濃烈的對社會、對現實、對人生的憂患，在控訴婚姻戀愛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絕相思中，在棄婦的怨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對父母、兄弟、朋友生活處境的憂患中，在對國運盛衰的憂思和對自身狀況的憂患中，都時時反映出來。而正是這種憂患意識為歷代的文學家所繼承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憂患意識是個涵蓋面較廣的，較模糊的概念，指一種憂郁哀傷的思緒和情調。若要加分析，可以區別為憂與患兩種情態。前者側重于對既成事實的愁怨哀傷，后者則更多側重于對未成事實的憂懼或焦慮。如果說“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是后者的話，那么“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經·小吳》）說是患了。前者是較感性的，后者則較理性；前者是消極的，后者則是積極的。當然，這樣的區分是生硬的，實際上是兩者密切結合在一起，憂是患的前提，患由憂而生。正是經過無數次的具體前提，人們才形成了患的意識，把消極的情感轉化為積極的富有實踐精神的意向。

　　關于戀愛、婚姻與家庭生活的詩歌在《詩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國風》一百六十篇，其中愛情詩竟占三分之一以上，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戀愛、婚姻與家庭生活。其中有對美好的愛情婚姻的向往，有情人的悲歡和離合，有對不自由婚姻的控訴，有夫妻的相聚和離別，各種情態都曾在詩人的筆下呈現出來，憂患意識也往往蘊涵其中。

　　如《鄭風·東門之彈》；“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描寫了自己的心上人近在眼前，而不得見面的急切、焦躁的心情。《鄭風·子矜》中的女主人公在久等戀人不來的情況下，急得“挑兮達兮”，惆悵徘徊，心神不安，思念深祝，感情真摯。《王風·采葛》寫情人別離之后，苦苦相思，“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陳風·寨裳》中的男子思念情人，竟達到“勞心悄兮”、“勞心搔兮”、“勞心慘兮”的程度。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是在歡樂的時分所唱的歌，也都帶著一種荒寒凄冷和騷動不安的調子，使人聽起來感到涼意襲人。例如《鄭風·風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這種憂傷的調子普遍存在于《詩經》之中。通覽《詩經》中的婚姻愛情詩，確實是痛苦多于歡樂。特別是棄婦詩，描寫了棄婦的悲哀與辛酸。《詩經》中的棄婦詩大約有10首，占婚戀詩總數的七分之一左右。被遺棄的女子大都品行俱佳，或者堅貞美好，品質純正，如《鄴風·柏舟》；她們善持家務，不惜勞苦，如《衛風·氓》、《鄴凡谷風》。盡管如此，她們還是被丈夫無情地拋棄了，陷人了痛苦的深淵，詩中充滿了她們無盡的哀愁和憂傷。

　　《詩經》中有些詩表現的是對父母、兄弟、朋友生活處境的憂慮。例如，《唐風·鴨羽》表現了對父母的憂恤之情，是農民控訴繁重搖役的詩。《小雅·寥羲》中的情感表達更為直接和強烈。父母生我養我辛苦勞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長年行役在外，未能慈烏返哺以盡孝心，返回家中時，交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叢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動勞”，“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柑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人腹我。欲報之德，昊天閣極！”父母的無微不至的養育之恩象昊天一樣浩大無私，而自己卻不能報答于萬一。這些呼喊與痛哭，讀之幾令人泣下。此詩曾被譽為“千古孝思之絕作”Cpl《詩經》中這種憂思不僅限于對父母，也包括對兄弟、朋友的關愛。《詩經》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風，秋杜》、《王風·葛慕》，都是寫流浪異鄉無兄弟相助的孤單和哀傷，《鄴風·燕燕》寫衛君作為兄長涕泣送別遠嫁的妹妹。《小雅·常棣》是專寫兄弟親情的名篇，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閱于墻，外御其務。”而《小雅，污水》則是一首憫亂畏讒而戒友的詩。詩人不但自己憂患感傷，而且忠告自己的親友提高警惕，注意保護自己，以免受到不必要的傷害。總之，這類詩作反映了詩人對親朋好友的關注，有著溫情、關心、責任、義務等豐富的內涵，也深深蘊涵了對現實的不滿與優患。

　　在《詩經》中，有許多作品特別是怨刺詩表現了對政治腐敗，世道艱難，家國淪亡，人民生活貧窮的憂患。西周中葉以后，周室衰微，朝綱廢馳，政治黑暗，各種矛盾激化，災難頻繁。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發出了悲憤憂慮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詩歌反映了厲王、幽王時賦稅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會弊端叢生，民不聊生的現實；國風中的《魏風·伐檀》、《魏風·碩鼠》、《鄴風·新臺》、《嘟風·墻有茨》、《嘟風·相鼠》、《齊風·南山》、《陳風，株林》，或諷刺不勞而獲，貪得無厭者，或揭露統治者的無恥與丑惡，辛辣的諷刺中寓有強烈的怨憤和不平。這些被后人稱為“變風”、“變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的產物。在周室衰微，禮崩樂壞，政教缺失，人倫廢絕，刑政苛酷的時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貴族大夫及社會各階層人士，憫時喪亂，憂世優生，以詩來針貶時政和社會弊端，感嘆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詩針貶朝政，情緒憤激，但諷中有諫，既欲力挽狂瀾，又充滿無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樹的榮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時，猶如枝繁葉茂的桑樹，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葉子的禿樹，人民也得不到蔭庇。而社會現實是“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到處是動亂，到處是橫禍，到處是死亡。“國步滅資，天不我將”，國家已到了天人共棄的地步。對于這樣的局面，作者厲聲責問：“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針對的正是朝廷上那些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嘆息生不逢時、生此亂世的同時，仍嚴肅地告誡周厲王要慎重謀劃，舉賢授能。《桑柔》一詩揭露了周厲王統治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的情景。又如《蕩》第一章直接譴責厲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諷刺厲王，借古諷今，告誡厲王：殷鑒在夏，夏榮之亡國是殷封王的一面鏡子，表明周鑒亦在殷，殷封之亡國又是厲王的一面鏡子。

　　小雅的怨刺詩不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國運已盡，憂國哀民，而且感嘆自身遭遇。針貶時弊時，更多地將筆鋒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辭更為激怨，情緒更為怨憤。《節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責執政者尹氏的詩。詩中諷刺周王重用太師尹氏，太師執掌國柄，卻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親臨國事，重用裙帶關系，欺君閣民，肆無忌憚，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亂。詩中專刺尹氏，但末章說：“家父作誦，以究王翹。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這里“王洶”指王朝兇惡的根源。“爾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訛，指改變。可見其諷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厲二王，朝政敗壞，奸臣當政，民怨鼎沸，國家命運幾乎傾垮。清代魏源在《詩序集義》中說：“幽、厲之惡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惡之人；厲王所用皆強御倍克、剛惡之人。厲惡類封，故屢托殷商以陳刺。”這話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時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讒受謗“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憤激之余，發出了憤怒的詛咒：“彼潛人者，誰適與諜，取彼潛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當時政治的腐朽，統治者的殘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處于危難絕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債，悲悼周王朝的淪亡。《十月之交》是日蝕和大地震后，主朝官吏敘事抒情之作，諷刺貴族統治階級擾亂朝政，以致災異迭起，民不聊生，國運將盡，并慨嘆自己無辜遭受迫害、讒毀，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雨無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誤國。這些詩歌多直抒胸臆，言辭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國風中的怨刺詩或抨擊統治者的兇狠殘暴，或諷刺不勞而獲、貪得無厭者，或揭露統治者的無恥與丑惡，筆觸更加辛辣犀利，怨憤與不平更加強烈。如《魏風·伐檀》對不勞而獲者提出質問：“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擔兮？”揭露統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風·碩鼠》則把統治者比作大老鼠，貪婪、掠奪，使人民陷人絕境，四處逃散。這些怨刺詩，都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

　　《詩經》中的怨刺詩有一些出自于民間，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貴族士大夫們閡時傷亂、諷諭勸戒之作。它們或借鑒歷史經驗，或揭露現實際矛盾，或針貶昏君，或斥責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會的瘤疾，充滿憂患意識，呼喚人們從善去惡，拯救衰世，讀來有切膚之感，令人震撼。

　　《詩經》中的憂患意識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幾千年來，它在學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長期滲透、凝練、積淀，成了一種民族心理的結晶。中國文學流露出非常深重的憂傷，以至于我們在閱讀古典作品時就是在間接地體驗憂愁和哀傷。

　　這固然跟幾千年來民生多艱有關，但又何嘗不是《詩經》的影響呢？孔子日“不學詩，無以言”《詩經》作為古典詩歌的典范，對后世影響之大，是我們無法估量的。自（楚辭》以來，優患意識一直貫串在歷代的文學作品中，以最直接地受其影響的抒情詩而言，幾乎在所有的大詩人的作品里都閃耀著它的光輝。屈原對國家前途的擔優，對奸債小人的斥責，就直接繼承了《詩經》的傳統；曹植生當亂世，滿腔濟世壯志被兄、侄所抑，后半生處于被疑忌當中，終日惶恐不安，其詩多流露出憂生憂國之情。而后的陶淵明、鮑照、庚信、陳子昂、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直到清代詩人顧炎武、吳嘉紀、龔自珍……許許多多的文人學子都受到《詩經》的強烈影響。

　　歷史背景與成書

　　成書時間：《詩經》產生于西周初年，大約公元前11世紀至前6世紀，是詩、樂、舞相結合的產物。

　　內容來源：《詩經》收錄了從商周到春秋時期的歌謠，共305篇，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國風）共160篇，多為民間歌謠；雅分為大雅和小雅，共105篇，多為貴族文人所作；頌分為魯頌、周頌、商頌，共40篇，主要用于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禮活動的樂歌。

　　文學特點

　　表現手法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詩經》以現實主義為主，通過描繪具體的生活場景和人物形象，反映當時社會的真實面貌和人們的情感世界。同時，也融入了浪漫主義的元素，如《關雎》中對愛情的描寫，充滿了浪漫情懷。

　　重章疊句：這是《詩經》中常見的表現手法，通過反復吟詠同一句式或句式相近的詩句，來加強詩歌的節奏感和音樂性，同時也深化了詩歌的主題和情感。如《關雎》、《采葛》等詩均采用了這種手法。

　　興、比、賦：這是《詩經》中三種基本的藝術手法。“興”是借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比”是以彼物比此物，“賦”則是直接鋪陳敘述。這些手法使得《詩經》的詩歌內容更加豐富多樣，表達更加生動形象。

　　語言風格

　　語言生動，節奏感強：《詩經》的語言生動而富有表現力，節奏感強，讀起來朗朗上口。這得益于其巧妙的音韻安排和句式結構。

　　雙聲疊韻和重疊詞的使用：如《關雎》中的“關關雎鳩”、“窈窕淑女”等詞句，通過雙聲疊韻和重疊詞的使用，增強了詩歌的音韻美和表達效果。

　　思想內容

　　社會風貌的反映：《詩經》通過描繪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物的生活場景和情感世界，展現了周代社會的風貌。如《國風》中的許多詩歌都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態和情感訴求。

　　倫理道德的宣揚：《詩經》中許多詩歌都體現了周代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如尊老愛幼、忠貞不渝的愛情觀等。這些觀念在當時社會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傳播。

　　政治思想的表達：《詩經》中的一些詩歌還表達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觀點，如對國家興亡的憂慮、對君主賢明的期望等。這些詩歌不僅具有文學價值，還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文化影響

　　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詩經》作為中國詩歌的源頭之一，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表現手法、語言風格等都被后世詩人所借鑒和發展。

　　對中華文化的影響：《詩經》所蘊含的倫理道德觀念、政治思想等也深深地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它不僅是文學的經典之作，更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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