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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王昌齡的崇道隱逸思想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一定都接觸過詩人王昌齡詩吧，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詩人王昌齡的崇道隱逸思想相關內容，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王昌齡的主導思想是儒家的，同時受時代風氣濡染，心傾佛門，也顯受道教及隱逸思想的影響。
一、道教的興盛與隱逸的風行
唐代文化政策寬容，“三教”并用，“佛學發達，禪風大熾，而且亦是道教發展的全盛時期，而盛唐則更是其盛之又盛時期”。具有自然浪漫氣質的道教與青春浪漫的盛唐精神自有相契之處，而統治者的推崇備至與盛唐道教的興盛密切相關，如道教經典成為科舉取士的考試內容,士人可以通過道舉入仕。道家先于道教，道教依道家而起，二者關系若即若離，同異并存。道家隱逸思想鮮明而豐富，講求“道法自然”，清靜無為，主張遺世隱居，以此來“保身、全生、養親、盡年”(《養生主》)，逍遙于天地之間。道教求經問藥、尋仙訪道為的是長生不老，道家隱逸山林、遁跡江湖為的是避世保全，二者目的不盡相同卻有著內在必然聯系。例如山林湖海等隱居之地多為修道成仙之所，隱居與求仙常常和諧統一，則隱士即道士，道士即隱士。而盛唐道教的興盛和統治者對隱士的禮遇無疑促進了隱逸之風的暢行，由隱入仕成為當時士人階層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本文試結合王昌齡的主要生平和詩作分析其崇道隱逸思想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及其原因并與儒家入世思想做比較。
二、耕讀隱居到科舉入仕
唐統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文士們隱居多也不過是求仕的手段。王昌齡對這條由“隱”而“仕”的基本路徑十分清楚，在《上李侍郎書》中即說過：“昌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于道義，然后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對于這條“終南捷徑”王也是身體力行。
隱居生活往往少不了尋仙訪道之舉。王昌齡隱居嵩山時，有幸拜謁到當時著名的道士焦煉師，喜出望外，寫下《謁焦煉師》一詩：“中峰青苔壁,一點云生時。豈意石堂里,得逢焦煉師。爐香凈琴案,松影閑瑤墀。拜受長年藥,翩翩西海期。”隱幽閑凈的環境渲染了出世高人的仙風道骨。末寫詩人得到長生藥，期盼著從此羽化登仙。
隱居學道，道經的學習必不可少，入仕以后，依舊用功不輟，可見于汜水尉任上所作的《趙十四兄見訪》等。《就道士問周易參同契》一詩中詩人虔誠地“稽首求丹經”，最終感動得仙人“乃出懷中方”。可惜“我”“披讀了不悟”，老道士只能 “嗟余無道骨,發我入太行”。末兩句用王烈典，意義雙關，謂在嵩山學道不成，乃有北上太行之意。
學道不成而北上太行，是為了進一步求道還是由隱轉仕的借口呢?公元722年(開元十年)，王氏二十四歲，離嵩山北上太行入山西。聯系《駕幸河東》一詩，此行當與唐玄宗的太原之行有關。那么王昌齡結束隱居生活，離開嵩山北上，似乎是為了功名。
詩人的謁君之行致仕未果，投筆從戎，從軍不成，便轉試科舉。進士及第前，王昌齡在石門谷隱居近一年，重溫耕讀的日子，旨在應試。
《秋興》：“日暮西北堂，涼風洗修木。著書在南窗，門館常肅肅。苔草延古意，視聽轉幽獨。或問余所營，刈黍就寒谷。”這首詩描繪的大約正是詩人隱居石門谷時耕讀的情形與感受，何等清靜與幽獨。但躬耕、隱居皆非王昌齡的理想，故而他與鄰相邀出谷謀仕。在他入仕后所作《鄭縣宿陶大公館中贈馮六元二》一詩中王昌齡回憶道：“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所騖。”與隱居嵩山時相比，這次隱居謀仕的功利色彩似乎更鮮明了。在詩人看來，入仕為官才是他所要走的暢通恒久之道，可見發奮進取、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是他的主導思想。
三、入仕“資本”到精神“良藥”
如果說早期崇道隱居更多的是走“終南捷徑”不可或缺的“資本”，那么入仕后則是為自己解脫心靈束縛開的一劑良藥。王昌齡兩中科舉，惜其一生所任不過丞、尉之類，又兩竄遐荒，可謂仕途坎坷。理想與現實產生了巨大的差距，滿腔抱負無法施展。而苦悶的精神壓力需要釋放，受傷的靈魂需要安撫，這就導致詩人由積極“入世”而轉為消極“出世”，以尋求另一片精神家園。
(一)公元727年(開元十五年)春，王昌齡登進士第，授為秘書省校書郎。《放歌行》作于其初授校書郎時：“望塵非吾事，入賦且淹留。幸蒙國士識，因脫負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營數斗祿，奉養母豐羞。若得金膏遂，飛云亦可儔。”詩人對于終遂入仕夙愿雖心存感恩之心，但這畢竟與詩人的理想還有很大差距，故詩人在末聯表示了得仙藥以飛升的愿望，實際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對現狀的無奈與不滿足。
這從他上任當年秋后所作的《鄭縣宿陶大公館中贈馮六元二》一詩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云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為黃綬羈，余忝蓬山顧。” 五年了，也試過了干謁的路子，可惜仍未遇合于君，你我擔任的不過是些小官。“拂衣易為高，淪跡難有趣。”詩人感嘆隱居容易，然而沉淪下僚的我們高蹈遺世名跡卻難顯于當代。詩人不愿默默無聞地隱居，而隱居留名在他實非易事。詩的末句“屈伸備冥數”是說窮達一聽于命，以道家清靜無為、順其自然的思想來消解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二)不滿現狀的王昌齡于公元734年(開元二十二年)，又應博學宏詞試，并且登第，就由校書郎改為汜水尉，卻仍然是個不起眼的小官。《緱氏尉沈興宗置酒南溪留贈》大約作于汜水尉任上。詩的開頭描寫了南溪幽深清寂的脫俗奇異之境，進而萌生“永然滄洲意”的歸隱之意。“古時青冥客，滅跡淪一尉”，聯想到古人淪為一尉后便隱身不出，如今躊躇滿志的沈興宗怎會被縣尉這般微職帶來的紛繁瑣事而束縛呢?“吾子躊躇心，豈其紛埃事。緱峰信所魁，濟北余乃遂。”相信沈興宗必將前往王子晉得仙處緱氏山得以隱居避世，自己也將從濟北黃石公遨游，成就成仙飛升之愿。“齊物亦已會，息肩理猶未”盡管莊子的齊物之論已會意，但彼此仍未擺脫世務。接著詩人表示要沖破世俗所謂賢哲之論的牢籠，全方位地舒展身心，所謂“卷舒形性表，脫略賢哲議”，并決定仲月時隱居到嵩陽寺。全詩表現了詩人對小官任上瑣碎俗事的厭倦，對隱居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對仙人的追慕，顯示出道家超邁脫俗、返樸歸真的精神氣質。
(三)王昌齡被貶時間在任汜水尉之后。赴嶺南貶所途經衡山所作的《奉贈張荊州》表現出詩人感到險禍逼近時的不安：“魚有心兮脫網罟”，用比喻表示希望早日逃脫困境，“王君飛鳥仍未去，蘇耽宅中意遙緘”二句用典故表現當時現實政治的惡劣，也勸張九齡退出政局。盡管如此，王昌齡依然保持樂觀精神。《出郴山口至疊石灣野室中寄張十一》一詩中，豁達的詩人同張十一開玩笑說：“陰火昔所伏，丹砂將爾謀。昨臨蘇耽井，復向衡陽求。同疚來相依，脫身當有籌”。意為如今既近蘇仙之故里，又可求嶺南之丹砂，我們同病相憐之人則有辦法得道成仙，解脫世網了。
(四)公元739年(開元二十七年)王昌齡遇赦北返，后被任命為江寧丞。《送韋十二兵曹》為其任江寧丞時所作。這首詩充分表現詩人或仕或隱的矛盾心理。“縣職如長纓，終日檢我身。”而相比之下，故人身仕心隱，“跡在戎府掾，心游天臺春”，視富貴如塵埃，唯自然之清風明月，白云凈海“長相親”，體現了清心寡欲、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道家思想。美麗的大自然和自由無拘的生活何嘗不是王昌齡所向往的，但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仕濟世思想又時刻催促詩人忠君報國。盡管“平生馳驅分，非謂杯酒仁”，自己平生志在建功立業、報效朝廷，并非尸位素餐之徒，無奈位卑職微，“忠貞何由伸”，抑郁憤懣之情溢于言表，故而產生“出處兩不合”的矛盾心理，于是乎“ 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綸”，生成歸隱之念以暫時逃避現實。
(五)王昌齡天寶六年又以所謂“不護細行”的罪名貶為龍標尉。詩人貶赴龍標初抵武陵后作有《武陵開元觀黃煉師院三首》：其一寫了黃煉師做法事的情景后，又寫詩人欲從溪路尋訪桃源，終不可得。其二有承接其一之意，桃花源中人“至今不與人通問”的原因是“塵忝何堪武陵郡”，即無法忍受武陵郡賦稅徭役之擾，其中的諷刺意味不難體會。其三則寫自己“從官役吏擾塵喧”，整天被繁瑣的塵事所擾,便想要脫離塵網，皈依道門，尋個清靜，“欲使投誠依道源”。與之前相比，詩人對現實似乎更加失望，更加抗拒，對“此岸”的失望更刺激了他對“彼岸”的向往。在武陵期間，詩人誠心求道問經。《武陵龍興觀黃道士房問易因題》便是此期作品，詩云：“齋心問易太陽宮，八卦真形一氣中。”詩人于龍興觀太陽宮中虛心向黃道士請教，以力求了解構成天地萬物的基本質素。“仙老言馀鶴飛去，玉清壇上雨蒙蒙”，以景作結，把黃道士仙化如駕鶴歸去，黃鶴已去，言余未盡，其中奧妙自須細細體悟。當王昌齡離武陵赴龍標時作《留別武陵袁丞》，再次透露出他在仕欲隱的真正原因。“從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遺古岸，金澗流春水。”詩人對世外桃源的向往源自現實中“誰識馬將軍，忠貞抱生死”的憤懣不平之氣。
綜上可知王昌齡向往方外，崇尚道教，入仕后的詩作也能時感其崇道歸隱之心，自然與其早年習道有關，更是由其政治失意、仕途偃蹇所致。
如果說道教是滿足人們對長生仙界之渴求的宗教，那么道家更多的是給人提供一種生存哲學與思維方式，具有一種理性精神，而這也是王昌齡崇道的重要原因。王昌齡對道家經典特別是對同為儒道二家奉作經典的《周易》的學習使他對于人事自然的體認有了更高的境界，明白了其中盈虧屈伸、否泰窮達自有其道，即某種規律性，得以一定程度上化解理智與情感之間的沖突，求得安身立命之道。王昌齡的理性精神和曠達樂觀的情懷，使他面對坎坷的仕宦生涯多了一份從容不迫，少了幾多悲戚哀怨，得以履險若夷，處變不驚。
王昌齡受時代思想風氣的濡染，心傾佛門, 也顯受道教及隱逸思想的影響,與道士、隱者多有來往，且時常不忘研讀道經，陶醉于自然美景，表達了自己對清靜虛明之境與身心自由的追求。盡管如此，生活在大唐盛世開元天寶年間的王昌齡，面對較為開明的政策和寬廣的出路，他和其他人一樣渴望建功立業，樂觀進取、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觀中占主導地位。王昌齡入仕前隱居學道除了享受自由虛靜，也不免是“身隱心仕”。入仕后時有崇道歸隱之念或可歸納為“身仕心隱”，而究其根源，就會發現其實為“身心俱仕”，便難怪詩人一生沉淪下僚，卻終生未嘗請辭歸隱，每每失望又滿懷希望，暫時的“心隱”還是敵不過根深蒂固的“心仕”，只因為對儒家入世的執著，這或許是傳統儒士的可悲處與可敬處。
作者簡介
王昌齡 （698年—757年），字少伯，唐朝時期大臣，著名邊塞詩人。
開元十五年（727年），進士及第，授校書郎，任汜水縣尉。參加博學宏辭科考試，坐事流放嶺南。開元末年，返回長安，授江寧縣丞。安史之亂時，慘遭亳州刺史閭丘曉殺害。
王昌齡與李白、高適、王維、王之渙、岑參等人交往深厚。其詩以七絕見長，尤以邊塞詩最為著名，有“詩家天子”、“七絕圣手”之稱。著有《王江寧集》六卷。
人物生平
嵩山學道
唐武則天圣歷元年（698年），王昌齡出生在山西太原。
唐玄宗開元八年庚申（720年），二十三歲，是年前后，曾居嵩山學道。
唐開元十一年癸亥（723年），二十六歲，約在是年前后，客河東并州、潞州。
邊塞留名
開元十二年甲子（724年），二十七歲約在是年前后，赴河隴，出玉門。其著名之邊塞詩，大約作于此時。
開元十四年丙寅（726年），二十九歲。隱居于京兆府藍田縣石門谷。是年有《同從弟銷南齋玩月憶山陰崔少府》之作。“山陰崔少府”即崔國輔。
進士及第
開元十五年（727年），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官汜水尉、校書郎）。
開元十九年辛末（731年），三十四歲。在長安，以博學宏詞登科，再遷河南汜水縣尉。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733年），三十六歲，當年四月，在長安參加宴會，有《夏月花萼樓酺宴應制》詩。
開元二十二年（734年），王昌齡選博學宏詞科，超絕群倫，于是改任汜水縣尉，再遷為江寧丞。
左遷交友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738年），四十一歲，因事獲罪，謫赴嶺南。
王昌齡開元二十七年己卯（739年），四十二歲，遇赦北還。
開元二十八年（740 年），王昌齡北歸，游襄陽，訪著名詩人孟浩然。孟浩然患疽病，快痊愈了，兩人見面后非常高興，孟浩然由于吃了些許海鮮而癰疽復發，竟因此而死，在這時期，王昌齡又結識了大詩人李白，有《巴陵送李十二》詩。冬，王昌齡離京赴江寧丞任，此時已與名詩人岑參相識，岑參有《送王大昌齡赴江寧》詩，王昌齡也有詩留別。途經洛陽時，又與綦毋潛、李頎等詩人郊游，也都有留詩。
天寶三載甲申（744年），四十七歲，在江寧丞任。四月曾因事暫至長安，與辛漸、李白、王維過從。
天寶七載戊子（748年），五十一歲，至此年，官江寧丞前后共八載。同年，昌齡乃自江寧丞貶為龍標尉。昌齡自金陵首途赴龍標，基本上是溯江前往，曾順道游南陵，有《至南陵答皇甫岳》。
妒才被殺
天寶十五載、唐肅宗至德元載（七月，肅宗即位靈武，改元至德）丙申（756年），五十九歲。約在此年離開龍標，還鄉。其去龍標，過辰溪，經武陵，扁舟沿江東去，約在今年七、八月后，有《留別司馬太守》《留別武陵袁丞》等詩為證。
唐肅宗至德二載丁酉（757年），六十歲。756年冬到757年十月之間，王昌齡路經亳州，為亳州刺史閭丘曉所殺害。
文學成就
成就綜述
王昌齡存詩181首，體裁以五古、七絕為主，題材則主要為離別、邊塞、宮怨。就數量之多，體制之備，題材之廣說，王昌齡的詩實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適、岑參，但他的詩質量很高。邊塞詩可并高適、岑參而三，四杰以后，詩壇幾乎沒有邊塞詩作。唐玄宗改府兵制為募兵制后，文人掀起了從軍熱以求邊功。開元十三年，王昌齡漫游西北邊地，有了較深的邊塞生活體驗，創作了大量的邊塞詩，此時岑參11歲，高適還沒有開始邊塞生活，后人依次考證稱王昌齡為邊塞詩的創始和先驅。
王昌齡的邊塞詩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著高度的概括和豐富的表現力。既反映了盛唐時代的主旋律，又對邊塞風光及邊關戰場場景進行細致描寫，同時能夠捕捉到將士細膩的內心世界。其詩歌意境開闊，語言圓潤蘊藉，音調婉轉和諧，耐人尋味，在抒情、造景、寫意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詣。而王昌齡的宮怨詩可與李白爭勝，且其詩用意之深、寫景之妙、比興之切、造語之奇，都有獨道之處。王昌齡閨怨詩以悲天憫人的精神書寫那些久閉深宮的妃嬪宮人的悲情哀怨，以細膩的筆觸多方面地展現她們的生活和感情世界，揭示她們在殘酷的宮殯制度下所遭遇的悲慘命運，客觀上批判了封建社會摧殘婦女的罪惡。這種思想傾向奠定了其作品的健康基調，洗盡六朝宮廷詩浮艷色情之污穢，有力地扭轉了齊梁歌詠的不良文風另一方面，就藝術表現而言，王昌齡又發揚了六朝華美艷麗、精雕細琢的表現手法，繼承了其形式美。因此王昌齡被譽為是成功地用七言絕句寫宮詞的第一人。
詩歌形式
五古之嚴
王昌齡的五古，基本上都寫得嚴正肅然，高古勁健，頗有風骨。在他有生之時，就正是以這樣的詩歌風格馳譽于盛唐詩壇。王昌齡的五言古詩中也卻不難看出：特點鮮明、風格多樣，呈現出不同的美學風貌。其一，勁健奔放，雄渾豪邁。其二，清麗幽秀，超逸曠放。胡應麟《詩藪》曾將唐初至盛唐的五古發展劃分為兩大流派，即所謂“古雅之源”和“清澹之派”，并把王昌齡等歸入前者。其三，悲愴慘惻，深沉蒼郁。雄渾豪邁的圖景漸次而為清幽超逸以致沉郁蒼涼的畫面所代替，這與王昌齡的人生經歷、身世遭際是密切相連的。而這深沉悲愴的風格特點也正突出體現于詩人所描寫的目睹邊幕的蒼涼、黑暗和仕途的蹭蹬、坎坷的詩歌之中。其四，清新活潑，自然明朗。難能可貴的是，王昌齡雖所謂“謗議沸騰，兩竄遐荒”，因而抑郁憂傷。但是，詩人也并未時時陷于痛苦，永遠沉于郁悶，而是不時脫略事務、擺落蒼涼，從而也創作出一些頗具清新自然、活潑爽朗風格的五古詩篇。
七絕于美
初唐七絕僅七十七首，盛唐四百七十二首，其中王昌齡七十四首，幾乎占了六分之一。王昌齡在盛唐詩人中年輩較長，寫作七絕時間也早，是唐朝詩人中較早大量寫作七絕并獲得優異成就的“七絕圣手”，獨以七絕成為名家。七絕因為他以及李白等人的努力，逐漸地成為唐代流行的體裁，因此在七絕方面他與李白齊名。中唐、晚唐七絕數量之多，僅僅次于五律。由此可見，七絕至王昌齡而體制大定，表現手法完全成熟，給后人以很大影響。
詩歌內容
題材綜述
王昌齡的七言絕句在內容上可分三類，這三類都自有特色。而其中以邊塞詩第一、閨怨詩第二。
第一類是沿用樂府舊題的邊塞詩。盛唐邊塞詩人歷來以高適、岑參為首。兩人又都擅長歌行長篇，高作昂揚奮激，岑作瑰麗雄奇。王昌齡卻另辟蹊徑，以短小的絕句形式，抒寫征人的種種情思，既有“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七首》之四）的壯志和“已報生擒吐谷渾”（《從軍行七首》之五）的勝利喜悅，也有沙漠風前、長城月下懷念親人的離愁，都寫得含蓄深沉、情景交融，配以格調的舒緩自然、音節的宛轉瀏亮，成為傳唱不衰的名作。
第二類是抒寫宮女思婦怨情的閨怨詩和宮詞。王昌齡在《宮詞》、《閨怨》諸作中從另一方面表現了他刻畫封建制度下婦女內心情感的高度藝術才能。從外表上看，宮廷生活是那么靜謐迷人：“西宮夜靜百花香”（《西宮春怨》）、“芙蓉不及美人妝”（《西宮秋怨》），但在綺麗的情景中，詩人卻細膩入微地摹寫了她們深刻的內心痛苦，她們對幸福的憧憬，她們的失望，在失望之中仍交織著希望的復雜心理。這些作品文筆之龍麗，語言之凝煉，情韻之深刻，都使后來作者難于爭勝。
第三類是送別詩。王昌齡的一生交游很廣，和許多文人、官吏、隱士和僧道都有來往，特別是在他兩次遭貶、長年謫居的情況下，他多么需要親友的慰藉和友情的溫暖。他也把自己忠貞深沉的友情，獻給了那些正直的知心朋友。他一生寫了四十多首送別詩，不落窠臼，不同凡響，他的送別詩，在表現手法上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一、用不同的藝術構思，表現誠摯而深厚的友情。二、打破送別詩常規，不重在寫當前的離別，卻著意在寫別后的情景。三、不寫傷離，而以慰別為“主意”四、無恭維、無應酬，以抒情、寫人見長。
邊塞稱世
王昌齡是著名的邊塞詩人，并在后代以邊塞詩稱世。而王昌齡邊塞詩的藝術特色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其一，王昌齡善于采用心理描寫，表現細膩多變的感情。王昌齡在詩中較早地抒寫征夫心靈的一位詩人，為宋詞對人物心理進行細膩刻劃打下了基礎。他或通過瞬間征夫的心理變化，描寫他們跳動的心曲;或通過營中的歌舞聲，對征夫的內心痛苦進行抒寫;或者借助邊關的特有的生活場景，寫征夫內心的憂愁;或者借戰爭，寫守邊將士捍衛國家尊嚴的英雄氣概。可以說感情的抒發非常細膩、真實
其二，王昌齡詩情景妙合，意與境渾。王昌齡去過邊塞，真正看到了邊塞的大漠、雄關、孤城、長云、雪山、烽火、羌笛等景象，因而在他的邊塞詩中，組成了一幅非常壯美的自然景物的群體圖。這些意象的上面附著了邊塞將士的情與意，是特定環境中的特定物，即自然的物與將士的情兩相交觸，詩人還借助化無形為有形的藝術手法，構成了王昌齡邊塞詩的情景妙合，意與境渾的藝術境界。他創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美，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其一，選擇某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注入強烈的主觀情感，促使景與情水乳交融，真善美高度統一。其二，既采用賦體，描寫實景，又巧用直中含曲的方式，求得含蘊無窮的言外之意。其三，以苦心與孤詣，展開形象思維的翅膀，化無形為有形，變抽象為具體，使意境十分深蔚。
其三，王昌齡詩內容簡潔、明快、含蓄，具有很高的語言藝術成就。王昌齡的邊塞詩，非常講究語言的精煉，真正做到了言均意足，意蘊無窮。或簡潔、或明快、或含蓄，讓讀者回味無窮。另外，王昌齡在藝術上精益求精，對每一句都精心地加以處理，沒有閑筆，絕句的起句往往是驟響易徹，以雷鳴般的聲勢打開一個局面，如：“秦時明月漢時關”、“大漠風塵日色昏”、“青海長云暗雪山”、“琵琶起舞換新聲”等等，都是單刀直入，開門見山，不過最妙的地方還不在于起句，而是在第三句。絕句一般的都要在第三句另辟新境，翻出新意，所以首二句要平緩些才便于翻上一層。王昌齡調既已高險，還能在第三句上就勢一振，把思想感情再深入一步，實在是需要高超的藝術技巧。
藝術特色
詩歌意境
在藝術風格上，王昌齡的七絕以委婉含蓄為主要特色，表現曲折，意境深遠。其中不少是用比興、寄托手法，抒寫了詩人對現實的揭露和幽怨，因而與屈原的《離騷》在精神上有一致之處。王昌齡詩亦善用典故。其《詩格》提出“詩有六式”，第五就是“用事”：“謂如己意而與事合。”王詩用典不多，但往往用得巧妙而貼切，不露跡象。王昌齡很重視詩的境界，他的《詩格》提出“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他反對意與景的分離：“若一向言意，詩中不妙及無味。景語若多，與意相兼不緊，雖理通亦無味。”他很重視情與景的結合，認為：“凡詩，物色兼意下為好。若有物色，無意興，雖巧亦無處用之。”
語言風格
王昌齡的詩歌從語象選擇、句式運用到語句組合三方面都體現了詩人對典雅勁健的語言藝術風格的追求。在語象選擇方面，王昌齡多選用大的數詞、有力度的動詞、準確的形容詞來表現有氣勢的大場景或有氣魄的大胸懷，體現出了語言的力量美、氣勢美。在名詞選擇方面，王昌齡選擇的是典雅的、典型的語象。王昌齡在詩中多使用短句、變形句式、緊縮復句。使語言有力量感、經濟簡練。王昌齡詩歌中的語句組合也體現著他簡練清峻的語言風格。總結王昌齡的詩三大特點就是：語言簡練而內涵豐富；文辭平易但句意險峻；意興相兼、沉中見清。
修辭技法
一、層層深入環環相扣，王昌齡善于運用層層深入的手法，反復渲染氣氛，為突出主題服務。如《長信秋詞五首》。
二、典型情景畫面生動，王昌齡極善于捕捉和概括典型情景，給人以真切的形象生動的畫面感，如《從軍行》，王昌齡以邊塞為題材的七絕，其畫面皆色彩渾厚，凝重，筆觸粗獷。而在宮怨、閨怨諸作中，王昌齡則轉變了畫風，且不在是油畫，而是工筆重彩的仕婦圖與金壁輝煌的界畫的組合。
三、善用比興深于寄托善用比興，深于寄托，代表作如《長信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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