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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中國文脈》介紹
【余秋雨《中國文脈》推薦】
《中國文脈》編輯推薦：余秋雨說：“這是除《文化苦旅》之外，我最重要的作品。” 余秋雨教授在很多重要場合一再聲明《中國文脈》是一部意義重大的作品，并將其隆而重之地放在余秋雨書系的第一卷，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值得關注!
余秋雨教授全新作品，最好看最耐讀的中國簡明文化史。
《中國文脈》核心篇目《中國文脈》《筆墨歷史》，酣暢淋漓地揭示了三千年中國文學的精神主脈，以及作為文脈載體的三千年中國書法史，為余秋雨教授全新作品，此前從未發表過。在這兩個核心篇目之后，是對每個時代文脈的精細論述，組成了一部空前絕后、文采飛揚的《中國文化史》。
按照時間順序梳理中國文化脈絡，深度解讀中國文化靈魂。
《中國文脈》以中國文字起源為引，從《詩經》講起，其間著重談及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及楚辭，秦漢時期的大一統與書同文對文學的影響，漢賦及“無韻離騷”《史記》，魏晉時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賢”等文人雅士的詩作文采，再到唐宋詩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一氣呵成，使歷史與現實相溝通，文理與形象相交融，揭示了中國文化巨大的靈魂脈絡，稱得上當下最有文采、最好看的一部中國文化史。
【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經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測驗和專家推舉，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并任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曾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
二十多年前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闡釋中華文明諸多被埋沒的重要遺址。這些遺址由此受到保護和弘揚，他也被公認為當代中國重新梳理傳統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寫作品，開創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追慕者眾多。
二十世紀末，又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萬公里考察人類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對當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緊迫提醒。作為國際間唯一親身完成這種穿越的人文教授，及時判斷了新一輪恐怖主義的發生地，準確預言了歐洲不同國家的經濟危局，在海內外引起極大關注。在這過程中所寫的書籍，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排行榜前列。僅在臺灣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獎、桂冠文學家獎、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有影響力書獎等一系列重大獎項。
以高層級的思考性作品，持續二十年創造了驚人的暢銷奇跡。直至二○一○年一月，國內發行量最大的《揚子晚報》和江蘇教育出版社在全國各省青年學生中票選“誰是您最喜愛的當代作家”，仍名列第一，且遙遙領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雜志等機構一再為他頒獎，表彰他“把深入研究、親臨考察、有效傳播三方面合于一體”，是“文采、學問、哲思、演講皆臻高位的當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講授“中華宏觀文化史”、“中外文化對比史”等課題，廣受好評。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最近幾年，兼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奠基教授、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余秋雨《中國文脈》精彩書摘】
中國文脈
一
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
這種潛流，在近處很難發現，只有從遠處看去，才能領略大概，就像那一條倔犟的山脊所連成的天際線。
正是這條天際線，使我們知道那個天地之大，以及那個天地之限，并領略了一種注定要長久包圍我們生命的文化儀式。
因為太重要，又處于隱潛狀態，就特別容易產生誤會。因此，我們必須開宗明義，指出那些最常見的理論岔道，不讓它們來干擾文脈的潛流——
一、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這股潛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民間主流;
三、這股潛流，屬于文學，并不從屬于哲學學派;
四、這股潛流，雖然重要，但體量不大;
五、這股潛流，并不一以貫之，而是時斷時續，斷多續少;
六、這股潛流，對周圍的其他文學現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尋得這股潛流，是做減法的結果。我一向主張，研究文化和文學，先做加法，后做減法。減法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
減而見筋，減而顯神，減而得脈。
減法難做，首先是因為人們千百年來一直處于文化匱乏狀態，見字而敬，見文而信，見書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膽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鑒高度，與多數轟傳一時的文化現象相比，“得脈”者沒有那么多知音。
大膽取舍，需要銳利斧鉞。但是，手握這種斧鉞的人，總是在開山辟路。那些只會坐在涼棚下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的人，大多不懂斧鉞。開山辟路的人沒有時間參與評論，由此造成了等級的倒錯、文脈的失落。
等級，是文脈的生命。
人世間，仕途的等級由官階來定，財富的等級由金額來定，醫生的等級由療效來定，明星的等級由傳播來定，而文學的等級則完全不同。文學的等級，與官階、財富、療效、傳播等因素完全無關，只由一種沒有明顯標志的東西來定，這個東西叫品位。
其他行業也講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學，是唯一。
總之，品位決定等級，等級構成文脈。但是，這中間的所有流程，都沒有清晰路標。這一來，事情就麻煩了。
環顧四周，現在越來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訓世，結果讓人擔憂。有些“儒商”為了營造“企業文化”，強制職工背誦古代那些文化等級很低的發蒙文言;有些電視人永遠在繪聲繪色地講述著早就應該退出公共記憶的文化殘屑;有些當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魯迅所言，把遠年的紅腫潰爛，贊之為“艷若桃花”。
【余秋雨《中國文脈》讀后感】
閱讀了《新華文摘》上一篇好文章，余秋雨的《中國文脈》。全文近三萬字，一氣呵成，粗線條概括了中國文化(以文學為主徑的小文化)的經脈。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藝術感覺都是超常的，表達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寫得中氣充沛、淋漓酣暢。而這種駕馭歷史、囊括文化、指點江山、評判古今的做法，沒有宏大的視野、敏銳的洞察力、鮮活的欣賞力與聰穎的表達智慧，也無法奏其功。
當年讀到李澤厚十幾萬字的著作《美的歷程》，感覺他能用哲學家的抽繹法把浩瀚龐雜的中國文化庫藏精粹為審美線條，實為史家之絕唱，果然此書也在時代學子中風靡一時。今余秋雨也在另一重層面上運用此法，而篇幅更精短，抽繹更簡括，那是需要非凡駕馭力的。
我長久困惑于一種學術堆積：隨著史的研究的深入細致，史著的容量和篇幅日益擴大，筆觸則日益細膩發散具體而微，讀者便日益身陷深山密林之中而迷失了道路與方位感，仰頭不見天日，只見鋪天蓋地的闊葉針葉樹冠藤蘿、陡峭山徑崖壁巨石。學術開辟為時代積累起巨量的豐厚與弘博，也給普通讀者把握傳統設置了無以數計的路柵道障。因此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把歷史寫薄。余秋雨的以往著述已經顯現了他這方面的能力，這次試探再次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案例。
且看余秋雨的驚絕概括力與描述力：“沒有巴比倫的殘忍，沒有盧克索的神威，沒有恒河畔的玄幻。《詩經》展示了黃河流域的平和、安詳、尋常、世俗，以及有節制的譴責和愉悅。”又如：《詩經》是“平原小合唱”，《離騷》是“懸崖獨吟曲”。再如：“從宣講到提問，從解答到無解，這就是諸子與屈原的區別。”敏銳的感覺，精巧的比較，準確的捕捉，靈動的表述，鮮明的個性化視角帶來獨特的觀察與狀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概括，但又不得不為其聰穎洞見而稱奇。且看他對孔子和老子風格差別的把握：“孔子的聲音，是恂恂教言，渾厚懇切，有人間炊煙氣，令聽者感動，令讀者縈懷。”“老子的聲音，是鏗鏘斷語，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頒下律令，使聽者驚悚，使讀者銘記。”讀之能不為其穎悟發現和傳神捕捉而會心愉悅?在這里，中國文化的連辟相喻隱寓比興修辭手法再次顯露了其傳達幽微表意真切的功能，雖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又開冥發悟洞穿透徹。大言的功用不只是“欺世”，也有“頓喝”式的發蒙開悟。
然而，閱讀過程中不斷“驚艷”的快感，也時而被一些地方阻斷。讀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來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貫之地將他的主張貫徹到底。文章論述的是中華“文脈”，點題在“脈”，自然應該歷時態地把中華文化長河中時而上浮時而潛隱的脈線提拎出來，是為正務。然而文中論說卻不斷脫離了文脈提拎而轉為歷史個體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脈線行進的。譬如山峰與山脊的連線構成山脈，雖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轉綿延不絕。而單純以高度為標準的山峰排序，只構成坐標，卻切除了脈源。我們看他論述唐代書家：“第一名：顏真卿;第二名：歐陽詢;第三名：張旭;第四名：懷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權;第七名：孫過庭;第八名：虞世南。”這只是從作者認為的“噸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體現文脈。若從文脈論，顏真卿書法初學褚遂良，后從張旭得筆法，排列一定是褚、張在前而顏在后。歐陽詢、虞世南則因開唐代書法之先風而應先列。這種排法雖更加靠向了歷史順序的軸線而似乎令著者無所作為，但文脈卻清晰地顯現出來。在粗線條提拎脈絡時，你盡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數最高峰，而用最為突出的山峰來代表此一山脈，但卻不能把山脈切為幾段，再從高到低重新組合，從而顛倒錯亂地去列數峰巒脈序。
于是，余秋雨一些設問和處理就成了非命題。如問：“在文脈上，老子和孔子誰應領先?”文脈衍伸過程中，當然是誰的時代在前誰領先，時代在后者只能是加入進來，而不可能是在后者奠定文脈，在前者作補充。當然，由于老子和孔子同時代，他們只能是共同奠定文脈。至于他們在文化史上孰輕孰重，那是文脈之外的另一個價值判斷命題，與文脈構成本身無關。事實上，老子和孔子既然有著不同的風格傾向，你完全可以讓他們分領端莊厚重與斬截玄思不同散文體的文脈。
另外一個問題是“大言”之難度。粗線條提煉、把歷史寫薄，都需要“大言”，需要俯瞰歷史的氣度與指點江山的魄力。然而問題的另一面是，對象越大越難以把握，因為你必須具備更完備的知識框架和足夠的文化存量，這就為“大言者”設置了越加弘博的前提條件。而與宋代以前的情形不同，在21世紀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任何一個學者都是狹陋的，都不可能實現知識的全覆蓋。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領域里概括，否則會時而顯露知識的罅隙，留下硬傷。舉本文中的一個例子：說南唐李后主在亡國被俘押解到汴京之前，“從政遠不及吟詠”，事實上李煜在汴京僅生活了兩年即死去，他的詞作主要還是此前創作的。當然，被俘至宋使他的心境發生重大改變，他那些情感深摯的代表作得以產生，但這不等于他此前沒有吟詠。而且還恰恰相反，或許正是由于南唐詞人們，包括李璟、李煜父子，終日只知道吟詠風花雪月，才造成了南唐的迅速滅亡。至于文中把詞說成是“這個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種文學樣式”，就不僅完全忽略了詞體發展始于隋唐興于五代所走過的漫長路途，一筆抹除了從李白、溫庭筠到馮延巳和《花間集》的眾多詞體探路者，也割斷了文脈。意識到“大言”之難，為我今后從學設置了驚惕的路標。
然而當我從“文脈”的本意在于“脈”出發，品讀完了余文以后，卻惶恐地感到，或許是我錯誤地理解了余先生對于“文脈”的定義!人家原本不是把“文脈”解釋作“文學衍生”的脈絡或脈搏，而應別有它意，否則不可能出現我上述那么多問題。于是重新審視，哦，原來問題的癥結點在于余先生強調的是“等級構成文脈”。原來他不是在文學的長河里搜尋魚群遷徙的痕跡，而是在比較哪條魚最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學排名錄、富豪榜是世俗愛好的做法，用在文化上自然也可區分大樹與細草，但卻與文脈無關。你完全可以在文學品相上區分等級，例如把先秦諸子分成孔子、孟子為第一等級，老子、莊子為第二等級，韓非子、墨子為第三等級，別人也可以見仁見智地作其他區分，但你卻無法把文脈分成等級。盡管你可以說文脈到了唐朝呈現得最為旺盛，因為有了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李商隱杜牧，你卻無法說唐朝文脈的第一等級是李白杜甫、第二等級是王維白居易、第三等級是李商隱杜牧……
當以文學人物的“噸位”為坐標來排序時，恰恰是舍棄也就割裂了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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