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仲永》文言文翻譯
在日常的學習中，大家都背過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是現代漢語的源頭。那么問題來了，你還記得曾經背過的文言文嗎？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傷仲永》文言文翻譯，歡迎大家分享。
《傷仲永》原文
金溪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pān)仲永環謁(yè)于邑(yì)人，不使學。
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mǐn)然眾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傷仲永》譯文
金溪縣的平民方仲永，世代以耕田為業。仲永長到五歲時，不曾認識筆、墨、紙、硯，（有一天）他忽然大哭索要這些寫字的工具。父親對此感到詫異，從鄰居家借來給他。（仲永）當即寫了四句詩，并且提上了自己的名字。這首詩以奉養父母、團結同族人為詩的內容，傳送給全鄉的秀才觀賞。從此，有人指定物品讓他作詩，他能立刻完成，詩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看的地方。同縣的人對此感到驚奇，漸漸地請他的父親去做客；有的人還花錢求仲永題詩。他的父親認為這樣有利可圖，每天拉著仲永四處拜訪同鄉的人，不讓他學習。
我聽說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間，我跟隨父親回家，在舅舅家里見到了他，（他已經)十二三歲了。讓（他）作詩，（寫出來的詩已經）不能與從前的名聲相稱。又過了七年，（我）從揚州回來，再到舅舅家，問起方仲永的情況，回答說：“他的才能已經消失，與平常人沒有什么區別了。”
王安石說：“仲永的通達聰慧，是上天賦予的。他的天資遠遠超過一般有才能的人。他最終成為一個平凡的人，是因為他受到的后天的教育沒有達到要求。像他那樣天生聰明，如此有才智的人，沒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為平凡的人；那么，現在那些不是天生聰明，本來就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想成為一個平常的人恐怕都不能夠吧？”
注釋
1.世隸耕隸：屬于
2.未嘗識書具嘗：曾經
3.父異焉焉：語氣代詞，代這件事。
4.即書詩四句書：動詞，寫。
5.并自為其名自：自己 為：動詞，題上。
6.自是指物作詩立就自：從。 是：這。 就：完成。
7.稍稍賓客其父賓客：名詞用作動詞，意思是以賓客之禮相待。
8.或以錢幣丐之或：有的人。
9.父利其然也利：意動用法，以其然為利。然：這樣。
10.從先人還家從：跟從。
11.還自揚州：從揚州回家。
12.賢手材人遠矣賢：比優秀。
13.卒之為眾人卒：最終。
14.且為眾人且：況且。
15.固眾人固：本來。
16.得為眾人而已耶？ 反問句。恐怕他連普通人還不如罷了。
創作背景
天圣三年（1025），方仲永無師自通，提筆寫詩，震動鄉里。明道二年（1033），與方仲永同齡的王安石跟隨父親回金溪探親，在舅舅家遇見了方仲永。他請方仲永作了幾首詩，但他有些失望，因為“神童作家”并不像傳說中的那么聰明。康定元年（1040），王安石再次到金溪探親。此時方仲永已做回了農民。慶歷三年（1043），王安石從揚州回到臨川，想起方仲永的遭遇，寫下《傷仲永》一文。
作品鑒賞
文學賞析
這篇文章以方仲永的事例，說明人受之于天雖異，但還得受之于人，否則就將復為眾人，進而說明未受之于天者，本來就是眾人，如果不受之于人，恐怕連作“眾人”也難，而且強調了后天學習的重要性，表現了王安石早期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文題為“傷仲永”，文中卻未見一個“傷”字，然而全篇寫的正是一個“傷”字。而此文契合照應不在形式上而在內容中。這篇議論文，先敘后議，在事實敘述的基礎上立論，事實成為立論的依據。第一、二兩段只敘不議，為第三段的議論服務，后面的議論，集中強烈，言簡意賅，如畫龍點睛，使前面所敘的事實立即升華具有典型意義。全文僅二百字，敘事之簡潔。說理之透徹，安石散文風格在此已露出端倪。
第一段敘述神童方仲永的故事。方仲永為金溪民，世代耕田。“荊公少年，往來外家甚數”（《王荊公年譜考略》）文中說“于舅家見之”，仲永當是實有其人。所記仲永五歲不識紙筆硯墨，忽啼求，其父借來給他，他立即寫了四句詩，并題了自己的名字，這首詩是以供養父母、團結族人為內容。此事傳出后，一鄉的秀才都來觀看。從此，人們指著東西讓他作詩，他揮筆而就，文采與道理都有可取之處。縣里人聽說，亦很驚奇，漸漸有人請他父親帶他去作客，也有人拿錢帛請他作詩的。他父親認為此有利可圖，便每天拉著他到處拜見縣里人，不讓他學習。這里所記仲永的特異才能是傳聞，與真實情形或有出入。然而作者真正用意并不在此，所以免不了用夸張的筆墨，處處耍突出仲永天賦的特異。其一，不僅生五年不識文具，給紙筆即可寫詩，而且能以“養父母”團結同族為主旨，“傳一鄉秀才觀之”，可見影響之大。其二，仲永才思如涌，“指物作詩”一揮而就，而且文采、內容均佳，博得“邑人奇之”，有請他作客的，有向他求詩的，真是譽滿全鄉。作者如此描寫突出了神童仲永的特異天資，為下文的因不后學而“泯然眾人”作了很好的鋪墊，為全文的知識才干“受之人”立論打下了基礎。文中的“利”字很有份量，突出其父‘不使學”的原因，更暗示給人們急功近利對人才的危害。“不使學”是仲永由天才變為平庸的關鍵，是本文議論的中心。
第二段，從作者親自見聞的角度簡略交待了仲永從神童淪為“眾人”的過程。開頭的“余聞之也久”，束上起下，一方面顯示上段所寫的內容即據傳聞而得，另一方面又引出親識其面的愿望。作者寫了兩次見聞：一次是仲永十二三歲時，“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暗示在這六七年中，仲永的詩毫無長進。如果說，五六歲兒童作的詩盡管稚拙，人們尚覺可觀，那么六七年后寫得反而不如以前聽說的那樣好，人們便非但不以為奇，且因先時之聞名而感到其名不副實了。第二次是仲永二十歲時。這次并未見面，只是聽親戚說：“泯然眾人矣！”一句話就交待了這位從前的神童的結局。兩次寫法不同，但都極簡練而有含蘊。“泯然眾人矣”一語，把說話人漠然視之的態度生動地表現出來，與先前“邑人奇之”的情況恰成對照，而作者的惋惜感慨之意也隱見言外。
最后一段是作者對方仲永由一邑稱奇的神童變成無聲無息的普通人一事所發的議論，也是本篇思想的集中體現。作者首先指出，仲永的聰明穎悟是“受之天”，即來自天賦，而且他的天賦遠超于一般的有才能的人。這正是為了反跌出下面的正意：“卒之為眾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關鍵原因是缺乏后天的教育和學習。到這里，已將上兩段所敘述的情事都議論到了。但作者卻就勢轉進一層，指出天賦這樣好的仲永，沒有受到后天的培養教育，尚且淪為眾人；那么天賦本屬平常的一般人，如果再不受教育，連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都不行。前者是賓，后者是主，在對比中更突出了一般人學習的重要性。就方仲永的情況看，這層議論仿佛是余波，但作者主要的用意正在這里。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資質平常的人總是多數。方仲永這一典型事例的意義主要不在于說后天賦好的人不學習會造成什么后果，而在于說明后天教育對一個人成長的決定意義。
題內的“傷”字就具有多層意蘊。首先是表層的，為仲永這樣一個天資聰穎的兒童最終淪為眾人感到惋惜；進一層，是感慨仲永雖有天賦，卻沒有遇上有利于他成長提高的環境。文中對其父以仲永為獲利之資的敘寫，就含有對泯滅天才的人為環境的批評。更進一層，從仲永的具體事例生發開來，感慨社會上許多資質平常的人不去努力學習提高，以致連成為眾人都不可得。這樣，作者所“傷”的就不再局限于仲永個人，而是許許多多不“受之天”又“不受之人”的眾人，作者的感慨和文章的思想意義也就深刻多了。
這篇文章的語言十分精當。敘事部分僅以一百五十多字就完整地敘述了方仲永從五歲到二十歲間才能變化的過程，議論部分也不過七十余字，文中的每一詞、句都有其確切的表達作用，而不是可有可無。例如第一段，首句交代籍貫、身份、姓名、家世，這不僅是必不可少的一般介紹，而且“世隸耕”三字是對“未嘗識書具”“不使學”的必要鋪墊，既襯托了方仲永的非凡天資，又暗示了造成他命運的家庭背景；一個“啼”字，生動地寫出方仲永索求書具的兒童情態；“忽”“即”“立”三個副詞，使一個天資非凡、文思敏捷的神童形象躍然紙上；“日扳仲永環謁于邑人”，僅一句話就刻畫出方仲永父親貪圖小利而自得的可悲可嘆的愚昧無知之態；“不使學”三字，看似平淡，卻為方仲永的變化埋下伏筆，點出方仲永命運變化的關鍵。第二段敘事極為簡要，僅以一“見”一“聞”一“問”就交代了方仲永后來的變化和結局。結尾的議論部分，言簡意深，說理嚴謹。
名家點評
清代愛新覺羅·弘歷《唐宋文醇》：勸學之意，婉轉切至。為子弟者所宜誦。然學何學乎，宜先辨志矣。
清代沈德潛《唐宋八家本讀本》：勸學之語，婉轉切至。傷仲永，不獨為仲永也。聰明子弟，宜懸為座右篇銘。
清代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金溪云林三十六峰鄉人危太樸《云林圖記》曰：“近崖山有神童峰，方仲永者實生其下，荊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余謂仲永始而通悟，終焉為泯然眾人，見于荊公悼嘆者詳矣，則仲永何足以當是山之靈，而是山亦何樂藉仲永以受此名哉？予是以嘆志者因荊公此文而附和之，而不知已失荊公所以垂戒之旨矣。
近代林紓《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篡》：介甫之文，以盤折勝。末段用天人比較，極言天之不可恃。天不可恃，恃學耳。仲永唯不學，所以并沒其天。逼進一層，即無天資，復不恃學，并眾人亦不得為。造語極危驚，又極精巧。
近代毛慶蕃《古文學余》：受于天者不甚相遠也，能親師取友，則愚可明而柔可強也。不能親師取友，所謂明強者幾何矣。天地生材難，成材尤難，獨仲永也乎哉！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封為舒國公，后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慶歷二年（1042）進士。嘉祐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1074）罷相，次年復任宰相；熙寧九年（1076）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謚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注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后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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